我是赵小刀，我是一名眼科医生。
这篇文章精炼地总结了2019年至今儿童近视预防和控制领域的进展，篇幅较长，需要耐心阅读。尤其是文章最后的专栏部分，它能够极大地提升你在近视防控方面的理解和认知，这种深度的理解能帮助你抵御那些错误信息的误导，并对其背后的原因有所思考，不再人云亦云。
很多人说我很会管理时间，一辈子干别人三辈子的活。34～41岁，我飞行了60多个城市，完成了5万台白内障和近视眼手术，这已经是压力很大，十分刺激的人生经历，然而这跟我后面几年相比，却完全是小儿科，原因只有一个，我开始推广红光治疗了。
那些年疯狂的飞行记录
2019年，我对红光有了认知，开始处方红光；2020年，我女儿开始应用红光至今；2021年，我准备充分，开始推广红光。回顾这几年的经历，比那5万台手术还要精彩。
从开始推广红光之后，我立刻就感受到了突破传统的巨大压力，中国近视领域的泰斗教授给同仁医院领导发来了严厉的批评。
我知道这是领导和教授对我的爱护，怕我误入歧途，成为一些商家的工具。我趁中午休息时，写下了一篇长文，一是进行一些解释，二是我心里的确有些话，想趁这个机会说给我们国家近视防控最顶级的决策专家听。
回去翻阅这篇长文，看着2021年的文字，心下不免唏嘘。回想这突破传统的历程，风口浪尖上，的确曾面对无数的压力和质疑，一浪接一浪。
以下是回信正文
教授果然不愧为泰斗，虚怀若谷，回信勉励，但也提出要科学地验证和严谨求实的历练，避免被商业利益至上的厂家利用当了枪使。
不过，回过头来想想，要是没有这些鞭策，我也不会有动力去写《大国护眼之策》这本书。现在几年过后，时间已经证明了一切，我想这些都可以解密了。
红光的推广道路上，就没有风平浪静的时候，下面这篇文章相信大家都看过，从2020年开始，平均每半年就会换个标题出来亮一下相，前两年因为找不到实际发生的严重不良反应案例，所以满篇只有理论，当时领导发给我这篇文章，我进行了一些解释和预测。
（2022年9月份传统红光终于出现了一例怀疑灼伤眼底的严重不良反应案例，这个孩子当时出现双眼矫正视力下降，停用红光3个月时恢复到0.5～0.6，1年后矫正恢复到使用红光前的水平。这个孩子本来是效果很好，眼轴缩短近视下降的受益者，但出现问题后，设备厂家的服务人员没能及时处理和沟通好，还解散服务群推诿逃避，家长求助无门，护女心切，最终走向了维权。后来，这个家长发现自己被反对红光的人过度利用，于2023年8月发表澄清声明。）
2021年我开始推广红光的时候，同仁是我的光环，但我也成了这个金字招牌的风险。我经常在自媒体上发言，公众可能会因为“同仁医院医生”的身份而相信我，如果我讲错话，医院就要承担名誉损失。尽管我的初心良好，尽管我当时的实践和认知已经足够丰厚，可以帮助我看到未来，但还没有形成论文等循证医学证据，不足以说服没有实践经验的医生，对于同仁这种公立医院来说，规避风险是第一要务，于是，红光被下了禁令，医务处找我数次约谈，我们科主任重点向我传达，严禁讲红光治疗，讲原理讲文献也不行。
随着医院对多点执业日趋缩紧，我也知道自己不是在公立系统做科研的料，2021年5月，我提交辞呈，正式下海，全力奔赴儿童近视防控事业。
2022年6月，《大国护眼之策-青少年近视防控实用指南》出版，4L疗法问世。
我的辞职，在业内还曾引发过一些波澜。有人有组织地造谣说赵阳被同仁开除了，令人无语。我猜想原因可能是我影响到一些人的利益吧，所以黑掉我也许是商家无奈自救的手段。
后面挨的骂就没断过，小红书的，公众号的，微信群的，时不时就会蹦出来一篇文章，揭露一下赵阳的丑恶面目。
例如，胖爸爸的一篇推文《请远离这样的眼科医生》，把自己不知道当作天下都不知道，多中心研究SCI论文早就发表了，他说“没经过多中心”。然后警告“极个别北京医生”，别“懂装不懂”，别整那么多他看不懂的乱七八糟的名字。
讽刺的是，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全球首个红光治疗专家指南出台，这体现了我国顶级近视防控决策专家们的远见卓识，使得我国近视防控工作走在了世界前列。而胖爸爸瞧不上的BGY（哺光仪）、WSJ（可能是分不清雾视屏和雾视镜）还有JYB，后来都逐渐成为眼科近视防控学术会议的重要角色，开始绽放光芒。很多有实践经验的教授专家也开始分享推荐。
当然还有小红书里，冒充是我的患者家长的小作文《心酸的吃瓜》。
最近，一家名为“小花生网”的自媒体平台，在未进行事实甄别的情况下轻信了“权威”，发布了一篇标题为《同仁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大白话": 孩子近视了， 控制度数就靠这三样！》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内容不仅缺乏科学依据，甚至与现有的医学认知背道而驰，遭到了近视防控专业人士及遵循4L疗法的家长们的普遍谴责和轻蔑。
这种媒体不幸地为那些试图关闭综合防控的大门、企图将公众视野重新局限在“仅依赖眼镜”陈旧观念的势力提供了帮助和支持。这样的做法，无疑对公众的眼健康构成了潜在的危害，也对科学的近视防控工作造成了阻碍。他们说只有眼镜和阿托品有用，其他的“都不要信”，拿着“激光”两个字吓唬家长，说排名第1的红光不能用，第2的雾视屏、拉远镜这些广受家长欢迎的方法也不能用，而这些方法其实早已有着海量的临床应用，面对数十篇科研论文、Meta分析、专家共识，已经实施了两年半的去激光化的技术进步，他们视而不见，装聋作哑，可悲可叹。
控轴“神兵”榜
至于对新技术的发展装聋作哑甚至武断排斥的原因嘛，我不想瞎猜，但看到文章中下面这段严重夸大效果的宣传文字，让我不由得对这篇文章产生了深深的“双标”之感。红光治疗、远像雾视治疗，我们列举真实案例，按照发表论文和真实世界研究的数据阐述有效率，人家说是夸大宣传，转过身来自己却敢说有70~80%的孩子7、8年一度也不涨（而角膜塑形镜专家共识是：能把近视控制到年均增长50度以内就算是好结果）。脸皮这么厚吗？就不怕被家长打脸吗？
长期以来，有很多真正关心我的朋友，劝我回避争议。时不时地就会有家长给我报信，听说有人要集中力量对付我。
但我反而越战越勇，前段时间一篇“抗近檄文”，引起了很多共鸣。
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来自行业泰斗的质疑我都扛下来了，离开体制的决策都坚定执行了，后面的压力对我来说，其实只是挠痒痒而已。还有，现在先进的去激光化弥散漫透射红光的不良反应都是停用后可逆的，不需要什么奇迹。即便使用传统激光型红光，万一真遭遇了不可逆的严重不良反应，根本也不需要什么复杂的诉讼手续，现在很多红光设备都有社会责任险，赔偿额度挺高的，联系厂家进行医疗鉴定，确定是不可逆的严重不良反应，获得赔偿并不难。
其实，除了那些造谣的商家和小部分害怕近视被预防住的势力，其他的，像胖爸爸、小花生们，都不是因为坏而反对新的防控体系。相信胖爸爸们在写下那篇文章时，肯定也咨询过专业人士，认为万无一失才会向公众推送，只是他万万没想到，专业人士也可能认知不足，也可能因为经验不够，对新的防控方法缺乏理解，所以充满误解和偏见。但遗憾的是，他们很难意识到自己认知不足，很多人都有非常成功的职业发展和人生经历，甚至身居高位，在有一些新事物的判断上，偶尔可能会忘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犯下用理论去否认事实的错误。
蛇不知道自己有毒，人不知道自己有错，这其实可以理解，认知的边界决定否定的范围。认知分为四个层级，不经学习和大量实践，95%的人其实只能停留在第一个层级——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当认知停留在第一层的时候，会以为自己知道一切，所有自己不能理解的事物都会去否定。唯有大量实践+深入群众，跟有4L实践经验的专家门诊，或者来苞荟4L疗法实训营学习，才有机会突破至第二层级——知道自己不知道，至于第三层级——知道自己知道，更需要常年浸润+海量实践，这应是吾辈不懈努力的共同目标。
还有，有些人不知道的是，这些年来，随着实践经验的增多，我们对红光治疗的理解逐渐加深，早就对传统红光进行了技术上的升级，把激光打散提升安全性，并在改进之后，又完成了14个月数千例的验证。因为现在这种“保守化处理”的弥散漫透射的“去激光化”红光，在眼底不再聚集，有更加厚实的安全冗余，传统红光那种灼伤类的严重不良反应，已经可以完全规避。
现在眼底活体细胞显微镜——星镜问世，用长期的观察明确了眼底650nm红光损伤的暴露量阈值：650nm红光，眼底的暴露量（RRE能量密度）达到2000 J/cm2，开始发生损伤，低于此则无损伤；传统红光能量密度为400 J/cm2；弥散漫透射红光能量密度为3 J/cm2。自此，红光治疗的安全性大白于天下。
现在，虽然眼底不良反应依然存在，但发生率显著降低，而且症状相对轻微，可以恢复，不再令人害怕和担心。在技术升级之初，我还担心这种打散的红光安全性虽然提升，但效能会不会下降，现在我已经不再担心这个问题，在我大量展示的临床案例中，大家可以感受到它的强效。确认这是正确的方向之后，我便开始推荐这种明显增加安全余量的技术升级。
红光是可以预防近视的手段，这十分难得，传统医学有句话说“上医治未病”，因为治未病最难。一是感受不一样，预防疾病没有获得感，樊登老师说“社会心理学有个很有意思的研究，人对于预防性的事是没有热情的，人只对治疗疾病有热情”；二是治疗疾病的模式已经形成了牢固的利益体系，虽然国家在很努力地预防孩子近视，但显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想把近视挡住。有人认为近视发生，是自然规律，现代社会怎么可以不近视呢？近视那是必须的，是活该的，干嘛要用红光阻挡它呢？配上眼镜多好看、多漂亮，还能经常去医院换个新眼镜，长大了再做个手术，这才完美嘛。
在这些人看来，1万个孩子，按照传统方案，其中有9000个孩子成年会近视，100度~上千度不等，眼底疾病、青光眼、白内障的发生率提升，这不是风险；佩戴OK镜，这不是风险；孩子长大了可能要做近视手术，这也不是风险。而1万个红光孩子里面出现了几个眼前异常光斑的，过段时间还能恢复，哎，这个可是风险，好大的风险。
个别人对技术的获益视而不见，只会批评，毫无建设，甚至表现出双重标准。他们并不关心如何真正降低近视率，对可能让孩子摆脱眼镜的方法缺乏兴趣。他们急于下结论，在孩子视力明显改善、防控效果显著的情况下，随意抛出“黄斑损伤”“黄斑水肿”等毫无依据的诊断恐吓家长，甚至不惜制造谣言。这些人的心态和立场令人悲哀。他们像饿狼一样四处寻觅红光不良反应，寻觅了好几年也没能找到几个严重问题，好不容易利用了一个传统红光出现罕见不良反应的孩子，家长还进行了澄清。想象一下，如果有人四处搜集佩戴OK镜、白内障手术、近视手术、眼底手术后出现的不良反应，完全无视其贡献，只一味反对，不知道眼科医生们会作何感想。他们本应是推动近视防控技术进步、为近视儿童谋福祉的先锋，却变成了最希望新技术出问题的人，还误导了众多基层眼科医生，阻碍了他们实践出真知、学习进步的步伐。这种行为与多年前的某些“爱国者”如出一辙，他们对国家的发展进步视而不见，发现一点缺点就跳出来指责，彰显自己的优越和睿智，要求国家一蹴而就成为天堂。那些只批评不建设的人，现在已经被民众看穿了立场，扫进了“公知”的垃圾堆。
其实医疗并不惧怕风险，怕的是不确定、不透明和隐瞒，医生的价值，医疗的核心，就是为了帮助患者预警、规避风险以及处理和治疗不良反应，一个经验丰富的手术高手通常手术速度很快，其实不是他的动作比别人快，而是他踩过的坑足够多，预警和处理术中并发症的能力足够强，大部分坑都能避开，所以才快。如果一项治疗完全没有风险，那就不需要医生了，不必有药字号和械字号，可以直接成为保健品。
临床中医生进行的几乎每一个治疗项目都存在风险，风险小的直接操作，风险大的还需要签署同意书。某种方法、药品和器械是否值得应用，是否适合推广，需要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估，评价其获益、成本和风险，这些其实在医学领域有非常成熟的评价体系和实践经验。我们不能一味宣称安全，也不能过度渲染风险，制造恐慌。面对红光治疗这项出道即巅峰、打破了眼轴不可缩短的传统观念、让孩子可以少涨300-500度近视、极有可能成为解决我国近视高发问题的金钥匙的科技进步，我们更加需要进行科学的、客观的、辩证的、量化的医学评价。
说到风险，我们找一个很接近的模版：近视手术。
我国眼科领域顶级专家史伟云教授，在2022年两会上，直接建议近视人群做近视眼手术，还曾引发热议——人大代表（省眼科医院院长）建议：18至45岁近视人群做激光手术！网友炸开了锅...。
史教授这种权威专家在两会上的发言，一定有其非常全面、慎重的考量，在史教授的认知当中，这是使得整体群体获益的建议。在我们近视手术医生眼中，史教授的发声高价值、有担当，因为现在的近视手术，非十年前技术可比，分类细致、检查全面、术后情况的预测能力强，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所有人都去切角膜，现在不同的患者适用于不同的术式，安全性很高，像ICL手术甚至完全可逆，出不了什么令人害怕的并发症了。手术风险虽然依旧存在，但随着技术升级，大的风险，例如角膜瓣的相关风险，在全飞秒和ICL手术中完全消失，不良反应总体低发、可控，而患者术后获益较大，所以值得推广。
而在非近视手术医生或者患者眼中，对近视手术可能是另外一番解读，每个人有各自的视角，实践经验和认知水平存在差异，所以会各抒己见。有人就表达了一些绝对正确的话——任何手术都不是纯收益而无风险的。手术是有风险，但在愈发先进的技术体系之下，风险有多大呢，戴隐形眼镜有没有风险，风险有多大呢，没有科学的评价体系，就容易犯下非黑即白的错误。当然，即使反对者众，也挡不住老百姓用脚投票，近视术后喜悦摘镜的患者会成为自来水，推动了全球近视手术量超越一千万/年，这超过了每年新增近视人口的1/3，而且还在持续地增长。
读者看到这，再对照一下红光治疗的发展历程，是不是感觉似曾相识？
如果只求安稳，作为一名已经处于眼科领域前列的手术医生，我可以对近视防控领域这些进步和新知视而不见。但是我做不到，我的认知已经刷新了，我没办法从热武器时代，倒退回到冷兵器时代，在成千上万的近视阻断案例面前，我没办法再告诉家长和孩子：近视了，没办法，就戴一辈子眼镜等着度数越长越高吧，我做不到。
我也可以把这些新知敝帚自珍，自己享受，这么强劲的防控效果，会让我的患者越来越多，口碑越来越好，对外嘛，保持沉默就好，干嘛要花费心思教会他人呢？但这我也做不到，也许是受北京大学的校风影响，我的确有点“好为人师”。我能做到的，就是永远站在专业角度，不被噪杂的声音干扰，保持先进而正确的认知，这才对得起患者喊我一声“赵医生”，对得起其他医生喊我一声“赵老师”。
也有不少朋友关心鼓励我，告诉我，在我身后，有无数的支持者，因为我“用医学、用科学、用数据说话，敢于站在大多数人对面，打破旧常规、旧认知，给大家普及近视防控的知识和方法。” 听到这些安慰，我很感激，也很抱歉让大家为我担心了。
其实突破近视治疗的传统，的确压力山大。毕竟要打破数十年积淀的传统认知，更动摇了传统的利益链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不是一时半会说转变就能转变的。
但好在，我背后有海量的临床实践的支撑，还有很多获益的孩子、家长的信任。作为一名医生，说实话，好的案例、坏的案例我都见过，患者的获益、无效的比例、不良反应的程度，我心中有数。作为先行者，我有很多机会接触到一些极为偶见的不良反应，即使不是我的患者，出现了问题也会通过各种途径找到我，故而让我有机会深入研究，知道如何规避和治疗不良反应。从医学上来说，个别不良反应永远不是否定一种治疗方式的理由，医生更重要的是去研究如何预警、规避和治疗不良反应。比如红光治疗仪，我会把数千例的临床经验进行总结，告诉大家红光治疗设备正确的进步和发展方向，教大家如何规避和减少不良反应。
现在处于技术新突破的时代，其实不论是作为专业人士，还是作为一名负责任的家长，都不能躺平，而是需要去主动学习。新知识的传导、形成公认的知识体系，需要的时间太长，如果家长干等着知识慢慢流淌到你身边，那孩子就可能会错过近视防控的黄金时期。
好在，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在对我的长期关注中，被事实转变了观点，医生的认知得以提升，那家长们能够咨询得到正确理念指引的概率就会越来越高。
学习新的技术，是没有捷径可以走的。新技术对于专业人士来说也是新知，也需要时间去积攒经验。所以家长们，当下必须加强自学，一些注意事项、参数、使用方法等等，都需要自主学习，偷不了懒。
总之，对于我而言，推广近视防控的先进方案，压力肯定是有的，但海量的实践案例可以支持我不断前行，如果哪天技术又进步了，例如红光治疗正在逐渐弃用激光，我也会跟紧步伐。对于家长而言，在这个新技术刚刚取得新突破的时代，一定不能躺平，要努力去获得新知。好在现在新媒体时代和互联网时代，只要想学，就一定有途径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