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震荡：股债汇同步承压

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上任月余，其推动的21万亿日元财政刺激方案尚未落地，金融市场已提前拉响警报。

日经指数单日下挫超过2%，1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1.8%创十三年新高，日元汇率则跌至157.5兑1美元的年内低位——三大核心市场同步异动，形成罕见的“三重考验”。

这场震荡的源头，是11月21日内阁会议最终确定的“积极财政”方案。

该计划包含17.7万亿日元财政支出与2.7万亿日元减税措施，规模堪称疫情以来之最。

然而市场并未给予掌声，反而以恐慌性抛售表达对日本财政健康的深度担忧。

债务危机：利息负担成致命隐患

日本国债市场正经历历史性转折。各期限收益率全线跃升，10年期突破1.78%，30年期站上3.2%，40年期更创下发行以来最高纪录。

这些数字背后，是市场对日本债务模式的根本性质疑。

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已达1323.7万亿日元，相当于每个国民背负1000万日元债务。

凭借央行实施的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日本长期将利率压制在接近零的水平，维持着债务链条的运转。

如今央行逐步退出购债，投资者开始要求更高的风险补偿。

若国债收益率维持当前水平，日本政府年度利息支出可能从现在的9.7万亿日元飙升至40万亿日元——这相当于全年税收的一半以上。

财政体系或将陷入“借新债还旧息，连利息都难以支付”的恶性循环。

政策困境：经济刺激的双刃剑

高市政权推出的经济对策包含多项惠民措施：每户家庭7000日元水电补贴、每位儿童2万日元现金补助、3000日元食品券等。

这些举措虽在短期内提振了内阁支持率，却埋下了更深层的经济隐患。

日本经济已连续六个季度呈现滞胀特征，2025年第三季度GDP环比萎缩0.4%。在此背景下大规模撒钱，将加剧通胀压力，推高市场利率，形成“财政扩张-利率上升-债务恶化-信心崩塌”的负面循环。

更令人担忧的是，政府同时取消了“财政收支平衡”目标，为无限举债开启绿灯。

这种政策转向，被市场解读为财政纪律的彻底放弃。

外部环境：地缘政治加剧经济风险

中日关系的微妙变化正给日本经济带来额外压力。

高市早苗在台湾问题上的不当言论引发中方严正抗议，虽然中国尚未启动实质性反制，但一项赴日旅游预警已让日本旅游业感受到寒意。

中国游客的缺席将造成2.2万亿日元的经济损失。

更重要的是，日本制造业竞争力持续下滑，2023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达4.7万亿美元，日本仅为1万亿美元。

同时日本对华出口占其总出口17.6%，而中国对日出口仅占其总出口4%，这种不对称依赖使日本在经济摩擦中更为脆弱。

同盟局限：美国态度耐人寻味

高市政权原指望强化美日同盟来应对地区局势，但美国的反应令其失望。

特朗普在近期访谈中直言：“很多盟友也不是美国的朋友，他们在贸易上占的便宜比中国还多。

”与此同时，美军悄然撤走部署在日本的“堤丰”中程导弹系统。

这些动向暴露出美日同盟的不对等性——日本可以充当马前卒，但美国不会无条件为其火中取栗。

在经济政策引发内忧之际，外交上的孤立风险正在上升。

结构困局：深层矛盾积重难返

日本的经济困境根植于其结构性矛盾。65岁以上人口占比突破30%，劳动力人口连续15年萎缩，社会保障支出持续挤压财政空间。

曾经引以为傲的制造业优势逐步削弱，在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未能占据制高点。

市场此次的剧烈反应，实质上是对“债务无限续命”发展模式的系统性质疑。

当财政刺激的空间接近极限，货币政策的工具几近枯竭，结构性改革又步履维艰之时，日本经济正面临“失去的三十年”之后更为严峻的考验。

总结

日本当前面临的经济挑战，是财政政策、债务结构、地缘政治与人口结构等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

高市政权的经济刺激方案非但未能安抚市场，反而暴露了政策工具箱的窘迫。

在没有实质性结构改革的情况下，大规模财政投放可能加速而非阻止危机的到来。市场的这次“预演”，已经向日本决策者发出了明确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