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城市现代化建设中，有一条游戏规则——逐高逐快。最具代表的标志是各地竞相打造的“独特地标”。

短视频社交平台，各地文旅部门也是不遗余力，配合宣传“整活儿”，花费巨大成本包装、推广“网红建筑打卡地”。不可否认，这些举动取得了流量成功，随之而来的还有巨大争议。

当速度与质量、地上光鲜与地下根基这些矛盾日益凸显，我们不得不追问：什么才是理想的城市建设？这些建筑能否抵挡住网络的一场“口水”或是天降的一场“大水”？

2025年11月初，红船对话著名建筑学家、香港城市大学薛求理教授 (退休)。请这位横跨内地与香港、拥有三十载观察经验的专家，以其独特的视角，为我们揭示城市化进程中建筑的深层思考。

▲薛求理

快与慢：两地不同的建筑逻辑

薛求理教授是我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幸运儿”。从工厂走向大学，1985年在上海开始教学生涯，1995年移居香港，恰好亲历了中国城市化从起步到狂飙的整个周期。他的足迹也代表着“一代学人”的求真求索历程。

“坐在香港去看整个中国建筑”——薛求理教授观察中国建筑的独特视角既不同于内地学者，也区别于西方学者的外来眼光，从而获得一种珍贵的、带有清流感的智慧。

薛求理始终关注城市的“速度病”，呼吁在发展的洪流中，为人文、自然与历史留下一寸喘息空间。在他看来，建筑的本质“关乎文化传承，关乎历史记忆，更关乎我们想要一个怎样的未来”。

“在香港，一个建筑从筹划到建成需七八年甚至十几年；在内地，同样的工程可能仅需几年。”薛求理道出了两地城市建设的根本差异。

内地用三十年走完西方百年的城市化，香港却用十年打磨一栋楼的合规性。薛求理亲历两种节奏：在上海，设计任务如潮水涌来；在香港，条例与诉讼让工程步履维艰。

这种差异在港珠澳大桥建设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香港段有个著名的“插曲”：因东涌一位老太太提出诉讼，工程被迫停工整整一年。“工程队已经进场，每一天的停工都是巨大的损失。”他说，“但这种‘慢’，背后是一套完整的法治与公众参与机制，充分的审慎能避免更大的社会反弹，哪怕这机制有时显得冗长甚至‘低效’。”

旧与新：谁能定义城市面貌？

随着内地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一片片新区、开发区崛起。许多城市面对老城区改造的复杂局面——赔偿难题、产权纠葛、文保争议，往往选择“绕道走”，选择在远郊“圈地建城”。一座座新城拔地而起，这种模式被学者们称为“新区狂飙”。

而这种“新区模式”也带来双重困境。一方面，老城区因资本与政策抽离而逐渐衰败，历史文脉悄然消散；另一方面，许多新区因规划缺位，缺乏基本建筑审美“建的丑陋”，毫无人文气息，沦为“鬼城”，甚至出现“逢雨看海”的怪象——一场大雨就能让崭新的街道沦为汪洋。

究其根源，薛求理认为是专业力量的缺席：“如果在动迁规划之初，就能系统性地引入城市理论与专家学者，很多沉没成本可以避免。”

薛求理以上海嘉定、深圳前海为例，指出这些地方因规划科学、执行到位，成为了“新区建设”的成功范本。“‘量大’不必然导致‘质差’，关键在于是否有科学、系统且被尊重的规划。”

▲薛求理

地下管网：一个城市的良心

如果说标志性建筑是城市的“面子”，那么地下管网就是城市的“里子”。

城市内涝……这些近年来频发的灾害，将城市基础设施问题推至台前。这些悲剧警示我们，城市的现代化绝非仅由摩天楼的高度定义，更取决于地下世界的良心——深度与精度。

地下工程“看不见”，却是城市的“生命线”。我们看到，许多地方主政者更愿意把钱花在“看得见”的地面建筑上，而地下管网则被忽视。

“这是一种短视的建设模式。”薛求理直言：“在德国，我看到能开卡车的地下排水系统；在香港，污水处理系统也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他说，“技术上我们没有问题”。

问题在哪里？在于理念与投入。

为何在技术上完全可行的“共同管沟”难以普及？薛求理一语道破：“将巨额资金投入看不见的地下，其政策效益远不如建设一个看得见的地标建筑。”

教育思考：走出课堂贴近城市

作为建筑教育家，薛求理有着深刻洞察。他比较两地教学模式：“香港教育注重让学生‘走出去’，而内地部分院校仍以教室内的投影仪教学为主。”这种教育差异直接影响着未来城市规划者的素质。薛求理强调：“建筑学重要的是对绘画技巧、设计技巧的训练，这些方面的训练内地其实不错，但缺乏与真实城市的连接。”

薛求理继承梁思成“知行合一”的传统，却走出更远。他带学生穿行香港密楼窄巷，在高密度中寻找生存智慧。这种教学是对内地填鸭式教育的温和颠覆。在实践中，他尝试将这种教学模式引入内地，但受制于师生比例等现实因素。

薛求理说：建筑本是为人服务，若脱离真实场景，再精美的图纸都是空中楼阁。

三十年来，薛求理用自己的手与眼，记录了中国建筑的跌宕起伏。用他的“试点”与“标杆”，冷静而温情地丈量着这片土地每一寸建筑的生命与温度。

从“效率城市化”到“韧性城市化”

梁思成在北京为城墙落泪，薛求理在香港遥望内地建筑大潮。

两代建筑学者跨越半个世纪，面对相似的命题：如何在发展中留存记忆？梁思成的保护理想在运动中破碎，薛求理则在市场化与全球化中寻找平衡——这是一代人的传承，也是一代人的开拓。

站在新一轮城市化转型的节点，薛求理提出了方向性的思考：城市发展逻辑必须从追求“效率优先”转向构建“城市韧性”。

薛求理说，要尊重城市发展规律，让“慢”的价值回归。科学的程序、充分的论证、广泛的参与，不是发展的障碍，而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在薛求理看来，建立“全生命周期”的城市治理观尤为重要。规划眼光不能只停留在任期内，而应放眼百年。这意味着需要更严格的建筑标准、更前瞻的基础设施投入、更敬畏的历史保护态度。

最重要的是，推动决策权力与专业主义、公众意愿的深度融合。薛求理以其香港经验指出：“城市的脸庞，不应是权力的一言堂。它应当是社会共识、文化传统与专业智慧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薛求理跨越三十年的观察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学者的思考轨迹，更是一部中国城市化的微观史。当城市化率数字不再是最重要的指标，当城市开始回归其服务市民、承载文明的本质，我们或许正在见证一场深刻的城市革命。

效率与韧性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需要在发展中动态平衡的命题。正如薛求理的人生轨迹——从上海到香港，从东方到西方——最终回归到对高密度环境下如何创造宜居性的思考，中国城市的未来，也必将在这多重考验中，找到自己的独特路径。

采访：朱顺忠

编辑：王子薇

摄影：黄敏丽

视频：李辰昊

统筹：李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