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6月16日，医生根据罗健夫生前的愿望，对他进行了遗体解剖，结果显示，这位科学家的全身遍布着癌细胞，他的胸腔内肿瘤的生长程度已经超过了心脏的大小。
罗健夫，一个你可能没听过的名字，却值得被更多人记住，在湖南湘乡一中，他的铜像静静伫立，注视着来来往往的学子，这位“学长”的故事，远比冰冷的铜像更鲜活、更震撼，他的一生，浓缩了中国早期科技工作者的奋斗史，也映照出那个时代的家国情怀和科学精神。
1935年，罗健夫出生，1951年，16岁的他参军入伍，这段经历无疑在他心中埋下了责任和奉献的种子，在1956年，他顺利考入西北大学物理系，专攻原子核物理学，到了1959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举动进一步表明了他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与承诺。
从部队到大学，再到加入共产党，罗健夫的早期经历，奠定了他日后为国奉献的思想基础，罗健夫毕业后，这位人士曾先后在西北大学、西安电子计算机技术所和骊山微电子公司任职，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他在大学主修的是核物理专业，但后来从事的却是微电子技术领域的工作，两者之间并不是完全对口。
这展现了他学习新知识、适应新挑战的能力，也体现了他积极响应国家发展需求的意愿，在那个年代，个人选择往往服从于国家需要，罗健夫的经历正是这一时代特征的鲜明写照。
20世纪70年代，中国航天事业正处于起步阶段，急需各种先进技术和设备，图形发生器，这种电子计算机控制的自动制版设备，对研制半导体大规模集成电路至关重要，但当时却被国外“禁运”，没有图形发生器，中国的航天电子工业发展就如同被卡住了脖子。
1970年，罗健夫面临挑战，被任命为图形发生器研制课题组的负责人。这项任务极具挑战性，它要求他必须掌握电子、控制、机械、光学等多个领域的知识，并且对电脑操作要非常熟练。
罗健夫面临的挑战原本就不少，他的研制项目一直不顺利，如今又遇到了新问题——负责计算机的技术员被调走了，这无疑让他的工作雪上加霜，尽管如此，罗健夫并没有选择放弃，他毅然决定自己顶上，承担起双倍的工作量，“国家需要，我就要上”，这朴实的话语背后，是一个科技工作者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厚情怀。
罗健夫为了解决技术难题，几乎把所有精力都倾注在了工作上，他一头扎进图书馆和新华书店，如饥似渴地学习相关专业知识，弥补自己在计算机方面的不足，他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其余时间都用来读书、查阅资料、思考设计，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仿佛不知疲倦。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无数像罗健夫一样的科技工作者，为了国家的强大，默默奉献着自己的一切，1972年，罗健夫和他的团队研发出我国首台图形发生器，这在当时是个大突破，三年后，他成功研发了新型图形发生器Ⅱ，这对我国航天电子工业的进步起到了关键作用。
1978年，罗健夫参与的Ⅱ型图形发生器项目荣获全国科学大会的奖励。尽管获得了这份荣誉，罗健夫却表现得非常淡定，他甚至在领奖时将同事的名字列在自己之前，而将自己的名字放在名单的最后，不仅如此，他还把获得的3000元奖金全部交给了组织，这充分体现了他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
他一直没追求过评高级职称和升职机会，还是个地道的科技工作者，他生活简朴，穿着打补丁的工作服，戴着参军时的棉帽子，即使在患病住院期间，他也坚持自己花钱购买白布铺在病床上，不愿麻烦同事和家人。
1981年，罗健夫在进行Ⅲ型图形发生器的改良工作时，身体出现不适，他感觉到胸部隐隐作痛，但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而是默默忍受，继续投入工作，直到病情加重，他才不得不住院检查，诊断结果是癌症晚期。
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罗健夫仍然牵挂着工作，他拒绝使用镇痛剂，担心影响思维，坚持修改Ⅲ型图形发生器的图纸，他甚至表示，愿意在自己身上做医学实验，并将遗体捐献给国家，希望对医学研究有所帮助。
1982年6月16日，罗健夫因病去世，年仅47岁，检查发现，他全身都是癌细胞，胸腔内的肿瘤甚至比心脏还要大，医生们这才知道，他忍受病痛坚持工作了多久，罗健夫过世后，得到了全国劳动模范的荣誉，还入选了感动中国的人物。
他的事迹打动了很多人，给后来者带来了力量，在罗健夫的母校湘乡一中，他的事迹被一代代传承下去，他忘我工作、勇于攻关的精神，他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尚品格，已经成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