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黄麻起义领导人，建国后毛主席批示：开除他的党籍，永不录用 “您说总指挥是戴季英？”1983年春，麻城县政府的工作人员紧握着钢笔，反复核实着眼前这位白发老者的口述。七十七岁的戴季英坐在郑州寓所的藤椅上，浑浊的双眼突然闪过锐利光芒：“工薪三十元的戴季英，才是黄安城里真正办事的人！”这段充满争议的对话，揭开了黄麻起义半个世纪后仍萦绕在鄂豫皖大地的历史迷雾。 1927年深秋的大别山区，满山红叶如同浸染了革命者的热血。二十三岁的戴季英在黄安七里坪的农舍里来回踱步，腰间别着从地主家缴获的毛瑟手枪。这个本地出身的年轻党员，正与郑位三、戴克敏等人秘密筹备着即将改变鄂豫皖格局的暴动。11月13日清晨，当起义军主力在潘忠汝率领下向县城进发时，戴季英正指挥着七里区两千余名手持梭镖的农民义勇军，将国民党警备队的退路堵得严严实实。 起义成功后组建的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在短短三个月内就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戴季英担任党代表期间，常常裹着沾满硝烟的灰布军装，蹲在战壕里和战士们分食烤红薯。据当年通讯员王树声回忆，有次遭遇敌军突袭，戴季英抓起机枪就冲上阵地，边射击边吼：“黄安人的血性，就得用在刀刃上！”这种草莽英雄式的作风，让他在初创的鄂豫皖苏区赢得了极高威望。 转折发生在1931年张国焘入主鄂豫皖之后。保卫局阴冷的审讯室里，戴季英握着审讯记录的手指节发白。这位曾经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悍将，此刻却成了肃反运动的急先锋。徐海东曾当面质问：“老戴，鄂豫皖的同志不是敌人！”戴季英却拍案而起：“宁可错杀三千，不能放过一个！”据鄂豫皖革命纪念馆档案记载，仅1932年经他签字处决的“改组派”就达四百余人。 当红二十五军踏上长征路时，戴季英的偏执性格愈发凸显。1935年陕北肃反期间，他竟将刘志丹等陕北红军领导人关入地窖。中央红军抵达后，毛泽东在窑洞里听完汇报，捏着烟头在炕沿上狠狠摁灭：“这个戴季英，比阎王殿里的判官还凶！”这句评语，预示了这位老革命日后的命运转折。 抗战烽火中，戴季英似乎找回了当年的锐气。1944年豫西抗日根据地，他带着三百人的武工队昼伏夜出，三个月内拔除日军据点十二个。老部下张才千在回忆录里写道：“戴政委总爱把指挥部设在最前线，有次炮弹把指挥所的房梁炸断，他抖落满身灰土继续看地图。”这种不要命的作风，让他重新赢得了“铁血政委”的称号。 1949年的开封城头，戴季英望着满街庆祝解放的秧歌队，心里却翻涌着不平之气。这个曾经的鄂豫皖特委委员，此刻只是河南省委的普通常委。他在给中央的信中写道：“抗战时期我就是中原局委员，如今倒成了地方小吏。”当这封信摆在毛泽东案头时，正在批阅淮河治理方案的主席眉头紧锁，在空白处重重写下十六个字：“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永不录用，以儆效尤。” 被革职后的戴季英蜗居郑州二十余年，直到1984年恢复省级待遇。晚年的他常坐在省委大院的老槐树下，给孩子们讲黄麻起义的故事。有次街道干部来慰问，提起当年的职务争议，老人突然激动地站起来：“潘忠汝是冲锋陷阵的猛将，可起义前的秘密联络、枪支筹集、路线规划，哪件不是我们黄安本地同志操办的？”说罢又颓然坐下，浑浊的眼里泛起泪光。 从七里坪走出的热血青年到开国后的落魄干部，戴季英的人生轨迹犹如鄂豫皖群山的褶皱，布满光荣与争议的沟壑。他像那个时代很多革命者一样，既有舍生忘死的赤诚，又难逃历史洪流中的局限。当我们翻阅泛黄的《黄安县志》，在“黄麻起义”条目下，戴季英的名字依然紧跟在总指挥潘忠汝之后——历史终究记住了这位毁誉参半的“黄安虎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