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佤族头人拉勐被邀请到北京观礼，主席一见到他，就问：“听说你们佤族有人头祭的习俗，能不能不用人头，用猴头、老鼠头来替代，你看行不行吗？”，结果被他拒绝了。 1950年，云南刚解放，边疆的空气里还弥漫着不确定的味道。 大山深处的佤族寨子，像多年来一样，烟雾缭绕，与世隔绝。 佤族人对北京，对“中央”，对新成立的共和国，几乎没有任何概念。对他们来说，那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力量。汉人？以前来的是兵，带着枪，也带着地租。现在说变就变，谁信？ 那时候的中央政府，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光说不行，要见人，要让人“看得见”。所以1950年秋天，中央决定请各少数民族的代表进京参加国庆观礼。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周年庆，意义不小。 不仅是庆典，更是一个态度，是一种表明——你们不是边缘人，你们是国家的一部分，是一家人。 可云南各民族一听要“去北京”，全是摇头摆手。 有的干脆说怕被“骗去砍头”。也不怪他们想得重，几千年的历史教会他们：汉人说什么话都不能信。尤其是中央来人，“请你进京”，听起来像个圈套。什么是人民政府？什么是毛主席？没人见过。 但谁都听说过：北京离这太远了，去了可能就回不来了。 在这样的气氛里，佤族头人拉勐也接到了邀请。 他是西盟一带的“大头人”，在寨里说话管用，可他也不肯去，说是“寨里不能少我”。 但实际上，他心里清楚，是怕，他不是不敢走，是不敢赌。 他知道这一趟要是出了什么事，不是一个人的事，是整个寨子的命。 县工委的人来劝过几次，都被他婉拒了。 直到后来，地委专门派出一个工作组，还带着一个叫李晓村的干部专门来做他的工作。 李晓村是真下了苦功夫，天天坐火塘边陪着拉勐说话，不是说大道理，而是讲他见过的那些少数民族干部，讲新政府怎么给山里送粮、送布、送盐，怎么不再收地租、不拉夫。 拉勐听是听了，但还是不动。 话说到某个晚上，他突然开口，说了句：“你真要我去，可以。但得押个人来寨里，要是我没回来，按我们的规矩，这个人就得抵命。” 李晓村听了没接话，第二天把情况上报了。 出人意料的是，澜沧区长龚国清，真把自己15岁的儿子送来了寨里当“人质”。 这一下，拉勐愣住了。 他活了四十多年，头一次见汉人这么讲信义。 一个区长，把儿子交给寨子里做抵押，这可不是玩笑。 他那一刻没再说什么，第二天一早就换了衣服，拿上随身的梭镖，动身上路。 这一趟，从云南出发，一路转车、转船，走了十多天。 沿途风土人情尽是陌生的，大城市的汽笛声对佤族人来说像另一种语言。 队伍里五十多个云南民族代表，有人穿草鞋，有人根本不懂汉话。 他们彼此之间也不全熟，但一路上像被某种东西绑在一起。 他们都要去北京，都带着试探，都在想：这新中国，到底是个什么样？ 北京终于到了。 广场前铺满了红旗和人声，拉勐被安排在天安门东侧的观礼台，那天他穿着自己的民族服饰，手里还紧握着那把佤族剽牛用的梭镖。 典礼结束后，代表们被安排参观、交流，还有一次特别的晚宴设在怀仁堂。 那是他们第一次近距离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当轮到拉勐上前敬礼时，他双手捧出梭镖，递给主席，这是一种极大的尊敬，像把一个部族的权柄交出来。 毛主席笑着接过，随即问了他一句：“听说你们佤族有砍人头祭神的习俗，可不可以改一下？换成猴头、牛头这些也行啊，你看成不成？” 拉勐听了，他只是点头说：“我回去同大家商量商量，改用别的。” 毛主席接话也特别自然：“你们不急慢慢来，国家不会让你们饿着，也不会让你们没信仰。” 这番话，说得非常讲究。 既指出了问题，又给足了尊重，还明确了承诺：你们的生活我们管，你们的文化我们不粗暴动手。 就是这份尊重，让拉勐那天夜里第一次失眠。 他住在北京的招待所，看着窗外的街灯发愣。 他想到寨里的“人头桩”，想到雨夜中那一串串骨头的响动。他在想，这些东西还要不要继续传下去？ 北京的几天，他们看了医院，看了工厂，听了歌剧，吃了糖饼，还领了一包药。 那包药分量不大，却是山里人从未见过的宝贝——青霉素在里面，几十种常用药也在里面。 不是花哨的礼物，是能救命的东西。 拉勐回房后，小心翼翼地打开看了一眼，又包好藏进衣服里。 等他们一路参观完天津、上海、南京，再回到西南时，已经是1950年底了。 在重庆落地时，云南代表李保端端起酒碗，在邓面前一口干下，说：“我要把这一切都带回家乡去讲，我们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 回到云南后，一帮代表提议立一块碑，写上所有签过字的名字，表示誓言。 他们提出，还得按老规矩先剽牛，书记们听后没反对，反倒说：可以，我们也一起来参加。 于是剽牛仪式如约而至，场地选在普洱，碑石是就地选的青石，碑文刻了三种文字：汉字、傣文和佤文。上面写着“民族团结誓词碑”，下头是26个民族、47位代表的签名。拉勐的名字就在其中。 从此之后，拉勐再没组织过猎头。 也就是从那时起，拉勐开始穿着民族服装出席县里的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