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曾经说：“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我在坐牢的时候，把房子转到了我妈名下，让妈妈帮我保管，告诉妈妈，我的房子不能动，还反复跟她说了这件事。后来，弟弟做生意亏掉了，妈妈毫不犹豫的就把我的房子抵押了去帮弟弟。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都说人性是最经不起考验的，但是像我们这些普通人基本上很难遇到人生的大起大落。 然而，有一个人却彻底在人性面前失败的彻彻底底，甚至最后落得连个落脚地都没有。 他就是作家、历史学家的李敖。 1935年，他出生在黑龙江哈尔滨，老家是山东潍坊，父亲李鼎彝、母亲张桂贞。 他家一共有八个兄弟姊妹，李敖排第五。 李敖出生的时候，正是九·一八事变后的三年。 为了不做亡国奴，全家迁到了北平。 可是到北平后没多久又发生七七事变，1949年全家被迫搬家到中国台湾。 他成为了台中市第一中学二年级的一名学生。 高三时他与恩师严侨密谋“叛逃”，结果被捕牺牲。 李敖因师生之谊对师母和三个小孩多有关照，并休学在家自学。 1954年他考取台湾大学法律专修科，重考进入台大历史系。 1966年，那会正是言论敏感的年代。 李敖，这位以笔为刀的文人，感觉自己大事不妙。 但是，他没懦弱的选择逃离，而是提前一周，冷静处置身后事。 在当时，名下最值钱的也就是这栋节衣缩食购置的旧宅。 它不仅是他栖居之所，更是他无数檄文诞生的战场。 但是，如果自己入狱，那么资产会被当局冻结。 这个时候，为了保住自己唯一的栖身之所，他决定把所有托付给母亲。 他将母亲王余美叫进厨房，告知母亲，自己将房子暂时转入她名下，仅仅是“保管”。 他强调，自己牢狱之灾不会太久，出狱后他要回到这里，重新写作。 钥匙递给王余美时，李敖反复叮嘱这房子不可动用，一砖一瓦都动不得。 王余美当时只是答应，还说儿子放心，天塌下来也给他守住这个家。 然而，人性总是会精准的戳中每一个偏心的人。 李敖入狱后，他的弟弟刚迈入而立之年，正在台中经营一家化工原料贸易公司。 此人并非商界老手，过往只是做些小生意。 这次拉拢朋友入伙，是欠着巨债举办的。 并且，，报纸上也登宣传。 可惜好景不长。 仅仅半年，合伙人卷走资金人间蒸发，供应链崩盘，客户退单，所有的欠债全部涌向了他一个人。 债主追讨无门，弟弟只能被迫逃回台北，找到母亲，希望母亲可以帮助他。 弟弟跪在母亲面前哀求，只需用大哥的房子抵押贷款拿到一笔钱，三个月！ 顶多三个月，一定能周转回来，赎回房子，绝不让大哥知道。 他哭喊若再借不到钱，债主就要来打断他的腿。 王余美起初是拒绝的，因为心中是对狱中长子的承诺，她不能失信。 但弟弟的苦苦跪求，她开始绝得揪心难过。 之后的五天，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敢见幼子。 最终，她还是偏向了幼子，背叛了长子。 第五天一大早，王余美去了银行，由于房子法律上已是她的资产，抵押手续很快。 钱，很快到了弟弟手里。 命运的讽刺在于，弟弟拿着这笔救命钱却什么都没有换到，依旧是血本无归。 银行开始催着还债，甚至宽限期耗尽，最终房子被拍卖换了主人。 这一切，在狱中的李敖毫不知情。 母亲寄来的家书，对房子之事绝口不提。 出狱那天，李敖打车直奔的民权东路。 但是，他发现老邻居看他的眼神都不对劲。 他用钥匙反复尝试，但是一直打不开。 最终，他才从别人口中得知房子被抵押、拍卖、易主的全过程。 那一刻，他像被瞬间抽空了灵魂。 那晚，他找到了王余美。 李敖进门，将行李放在地上，坐在了那把旧椅子上。 母亲这才颤抖着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将责任归咎于对弟弟的无奈和对骨肉受苦的不忍。 李敖听完，没有任何回应。 他在那把椅子上坐了一夜，最终离开了。 几天后，他约见了律师，彻查当年的抵押文件与过户流程。 律师确认，法律手续完备，授权清晰，银行操作合法。 王余美的名字赋予了这一切的法律效力。 而李敖合上卷宗后，再也来到过这条背叛的街巷。 这是李敖生命中一次刻骨铭心的无声割席。 弟弟后来债务始终未清，母亲晚年书信解释苦衷，但李敖那边，永远没有回应。 他也没有控诉此事。 “那年出狱那天，我发现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这句话成了摧毁他人生最后的幻想。 主要信源：（凤凰网——关于“李敖:不缴房租房贷的人不知月多短,不坐牢的人不知月多长”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