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林俊德出生在福建永春一个贫困家庭。穷到什么地步？15岁父亲就没了，全

1938年，林俊德出生在福建永春一个贫困家庭。穷到什么地步？15岁父亲就没了，全家五口人靠母亲一个人撑着。他上中学，为了省下中午的饭钱，每个周六上完课，他不吃饭，撒腿就往家跑，20公里的山路，就为了回家帮母亲干点农活。省下来的钱干嘛？买猪崽，养大了卖钱，凑自己的学费。 一个人对国家最朴素的感情，往往源于最直接的恩情。 林俊德后来常说：“我是穷出身，没有党和政府，我连学都上不起。” 所以1955年，当他靠着国家的助学金从浙江大学毕业，组织上一声召唤，让他去搞核试验，他二话没说，一头扎了进去。 从那天起，林俊德这个名字，就和另外一个地名锁在了一起——罗布泊。 在大众视野里，他“消失”了整整52年。 现在看纪录片，觉得当年的核试验充满着革命浪漫主义。但现实是什么？是住地窝子，喝孔雀河里又苦又咸的水，是“风沙吹不走的是我们的意志，浮云遮不住的是我们的青春”。 1963年，林俊德接了个硬任务：研制测量核爆冲击波的压力自记仪。这玩意儿是干嘛的？简单说，原子弹炸了，得有精确数据证明它炸成功了，威力有多大。冲击波数据就是铁证。 可那时候，我们有什么？啥也没有。没有资料，没有设备。但中国人最厉害的一点，就是能在“没有”中创造出“有”。 林俊德想了个绝妙的“土办法”。他利用钟表的原理，用齿轮和发条驱动，硬是设计出了一台结构简单、绝对可靠的“钟表式压力自记仪”。这东西，在今天看来可能有点“原始”，但在当时，它完美解决了问题。它就像咱们的歼-5、歼-6，技术不是最顶尖的，但它管用，能打仗。 这就是林俊德他们那代人的智慧：用最朴素的原理，解决最尖端的问题。 光有智慧还不够，得有拿命换的觉悟。 搞高空核试验，仪器得在零下60度的环境下工作。上哪儿找这个条件？林俊德带着团队，大冬天跑到海拔近3000米的山顶上，待了一整夜。人冻得跟冰棍似的，手脚都没知觉了。可他们担心的不是自己，反而在抱怨：“这鬼天气，怎么就不能再冷一点？”就为了让实验条件更苛刻，数据更准。 核试验从地上转到地下，难度更大，他带着团队继续啃硬骨头。有一次，炸药出了问题，没引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谁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林俊德二话不说，亲自上去排险。 每次核爆之后，辐射最强的时候，他总是第一个冲进场区，去抢收那些滚烫的数据。他说：“我就是搞核试验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这话现在听起来像句口号，但对他们来说，就是每天的日常。 最让人心碎的部分，是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2012年5月4日，他被确诊为“胆管癌晚期”。医生说，最多还有几个月。 所有人都劝他治疗，手术、化疗。他拒绝了。他说：“我不能躺下，一躺下就起不来了。”他还有太多的东西要整理，太多的想法要留给后人。 5月26日，病情恶化，他被送进重症监护室。一醒过来，他发现这里不能工作，立刻强烈要求转回普通病房。他对医生说：“我是搞核试验的，死都不怕，还怕这个？现在最需要的是时间！” 5月29日，他出现完全肠梗阻，肚子胀得像鼓一样，心率飙到130。医生说必须手术，他还是拒绝。 5月30日，他做了一个让所有医护人员都无法理解的决定：把办公桌搬进病房。他就坐在病床上，身上插着各种管子，戴着氧气面罩，开始整理他那台旧笔记本电脑里的科研资料。 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天，5月31日。从早上7点多到9点多，在短短两个小时里，他挣扎着，先后9次下床工作。每一次坐到桌前，都要耗尽全身力气。他的视力已经模糊，对着女儿喊：“眼镜呢？我的眼镜在哪？”女儿含着泪说：“爸，眼镜戴着呢……” 他是在和死神赛跑，要把自己脑子里装着的所有东西，全部掏出来，留给国家，留给他的学生。 下午，他已经极度虚弱，身上插的导流管碍事，他让医生拔掉。学生和同事们围在床边，他戴着氧气面罩，用最后的力气，断断续续地交代着科研项目的后续任务…… 20点15分，心电图上的曲线，变成了一条直线。 他完成了人生最后一次冲锋。他没有给家人留下什么财产，家里最值钱的，可能就是那个用了十几年的铝盆，补了又补。他把一生都献给了大漠，献给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 林俊德院士已经离开我们13年了。但这13年，恰恰是中国国防科技井喷式发展的13年。他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正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继续着他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