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冬，92岁的周培源晨练回家后，对着妻子说：“我爱你！”妻子回看丈夫一眼，语气稍有不耐烦地说：“看你有点疲惫，赶紧去休息！”谁知，周培源躺下后，竟再也没有起来。 周培源生于1902年，江苏宜兴人，出身并不显赫，但少年时的数理天赋，让他走上了一条和同龄人截然不同的路。 留学欧美，考入芝加哥大学，师从爱因斯坦的学生，接触到当时世界最前沿的引力理论与流体力学研究。 那是20世纪物理学最激荡的年代，而他，恰好在这个浪潮的中心汲取营养。 学成归国的那一刻，他背负着厚重的行李，也背负着改变中国科学格局的雄心。 1936年，他出任清华大学教授。 那个时候，实验条件简陋，很多设备要亲手设计加工。 学生回忆，周培源常穿着打着补丁的长衫，在实验室里和年轻人一起画图、推公式、调试仪器。 他的研究触及了湍流理论的核心问题，这个领域连欧美物理学界都在苦苦摸索。他不怕难题，反而把这种对未知的挑战看作一种享受。 抗战爆发，清华南迁，教学条件被压缩到极致。 他却一边坚持授课，一边指导学生在废弃厂房里搭建实验台。 战火中的讲台没有暖气，呼出的白气在空气里凝成雾。 他照样把黑板写满公式，还常常用手里的粉笔当指挥棒，带着学生进入推理的深处。 这种执拗，让人印象深刻。 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履历开始叠加更多重量级身份——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他出席国际会议，与世界一流科学家同台交流，把中国科学的声音带到联合国的讲坛上。 那种场合下，他的西装笔挺，言辞冷静，背后却是几十年不懈的学术积累。 在北大，他推行基础课强化、科研项目制度化，把当时分散的科研力量整合起来，建立更完整的科研体系。 这一系列动作，碰撞出不少火花。有人觉得他太理想化，有人嫌他动作太快，但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抓住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命脉。 家庭生活中，他和王蒂澂的名字一直被并称。 两人在1932年于欧美同学会举行婚礼，梅贻琦亲自主持。 王蒂澂毕业于美国威尔斯利学院，在清华园生活多年，也在教育界有着独立的声誉。 这段婚姻在校园里传为佳话。两人都是学术圈中人，彼此理解对方的执着和孤独，这在那个年代极为难得。 到了九十年代，周培源的身体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即便如此，他依然坚持每天晨练。北大校园的林荫道上，经常能看到一位步伐缓慢却精神矍铄的老人，向路过的学生点头致意。 他很少在公开场合谈及个人生活，也很少让外界看到自己虚弱的一面。 1993年11月24日，北京的寒流格外猛烈。 那一天，他再也没有出现在熟悉的林荫道。 消息传来时，许多人都愣住了——这位物理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这位九十多年始终与时代同行的老人，就这样静静地告别了舞台。 没有华丽的辞世场景，没有媒体渲染的煽情段落，只有冷冰冰的时间与地点——北京，因病逝世。 葬礼在简朴的气氛中举行。 科学界、教育界、政界的人士纷纷前来致哀。 很多人记得，他一生推崇科学精神，反对浮夸，行事低调。 即便在最后的时刻，他也没有留下虚张声势的遗言。 如今，提起周培源，人们想到的不只是物理公式和科研成果，还有他在战火中坚持教学的背影，有他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科学据理力争的身影，有他为教育制度争取资源和制度保障的努力。 这些细节，比任何浪漫化的传闻都更能说明问题。 参考资料： 北京大学校史馆，《周培源先生生平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