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女英雄赵毓政：临死前高喊抗日 赵毓政，1906年出生在安徽砀山一个普通家庭。她的童年并不宽裕，早年丧母，由祖母带大。一个女孩子，从小靠自己一路念书，1923年考进江苏徐州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当时女孩子上学已属不易，而赵毓政不仅读成了，还在学校里出类拔萃，成绩优异，能言善辩，组织能力强，很快成了师范里的风云人物。 她原本完全可以走一条稳定的路：教书育人，一辈子在讲台上平安度过。可偏偏赵毓政不愿意“安分守己”。1926年，她刚毕业没多久，正值北伐战争前夜，她竟然放弃了留校任教的机会，回乡动员群众、宣传革命，迎接北伐军。她不觉得一个女人只能在屋子里过一生，她觉得“国家的事，人人有责”。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上下风声鹤唳，赵毓政没有沉默。她在学校里组织学生宣传抗日，查禁日货，还设了个“爱国储蓄箱”，用师生们省下的钱为前线义勇军缝制棉衣和手套。她不搞表面文章，她是真动手、一针一线做衣服的那种人。 那年，她还写了一首诗：“缝衣缝衣复缝衣，我为战士做棉衣。” 到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沦陷的速度让人措手不及。赵毓政决定不再只是后方支援，她要真正上前线。她动员了弟弟赵毓民和一批家乡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但因为路线问题，最后他们到了河南潢川，进入国民党五战区的“抗敌青年军训团”。 在这儿，赵毓政成了女生中队长。之后，他们被编入“江苏工作大队”，她继续担任指导员，带着这群年轻人，在宿迁、沭阳等地宣传抗战。 说实话，这种工作一点也不轻松：你既要克服环境之苦，又得小心日军的突袭，更重要的是，你得激发老百姓的抗日热情。在物资匮乏、民心动摇的时候，这种宣传远比纸上谈兵困难得多。赵毓政带着队伍，挨家挨户动员群众，还演抗日话剧，办简报，传达法令。有一次她说：“抗战是靠百姓打出来的，不是靠将军说出来的。” 她知道，要让百姓理解“抗战为何而战”，需要的不仅是口号，而是耐心、信任和实际行动。 1941年，一次突袭彻底改变了赵毓政的命运。 那年2月27日，她和队伍驻扎在北荒庄，突遭日军包围。政工大队是非武装单位，连一支枪都没有。赵毓政临危不乱，组织撤退。但毕竟对方是日军，几路包抄下来，队伍还是被冲散。次日，她在丰砀交界被俘。 关进牢里之后，她选择绝食。日军对她又打又拉，又是优待，又是威逼。赵毓政丝毫不动，敌人想招降，她就当面骂，骂得那些汉奸恨不得钻地缝。有个日本军官说：“她不是一般人。”是的，她不仅不是“普通人”，她是让敌人害怕的中国人。 在狱中，她曾被短暂软禁于曾经工作的文庙小学。物是人非，她写了好几首诗表达悲愤，句句有血有泪。 “弦歌盈耳今何在？孤愤满怀热泪泫！” 这不是感伤，而是对亡国之痛的真实记录。 她本有机会活下来。 那年她生了病，伪政权允许她去唐寨姑母家休养。她却绕道跑到徐州请求继续参加抗战。有人劝她：“你都病了，何必再折腾？”她回答：“我还有一口气，就不该躲起来。” 后来，1942年3月12日，她在前往慰问烈属的途中再度被捕。这次敌人不再讲什么“感化政策”，直接上刑。十指穿钉、狼犬撕咬，极尽酷刑，赵毓政咬紧牙关，一言不屈。还趁机甩了宪兵队长山崎一个耳光。 这个耳光，不是泄愤，而是一种蔑视：你要用尽你们的力量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可你永远无法摧毁她的信念。 1942年3月26日午后，赵毓政被带到黄口车站刑场。 日军提前挖好一口土坑，围观的百姓被强迫到场。宪兵队长山崎对她说：“再给你五分钟考虑时间，降则生，不降立死。” 她冷笑了一下，说：“尔等恶魔，猪狗不若，尚喋喋也！” 然后自己跳入坑中，转身整理了一下头发，平静地说：“这坑太浅，给我再挖深些。” 她向故乡、父母行了最后的跪拜，然后对群众喊话： “我死后，要为我多扎纸枪纸马，我将化为厉鬼，横马持枪，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最后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 话音未落，枪声响起，赵毓政扑倒在土坑里。 她的遗言，不是要百姓哀悼，而是让大家继续抵抗。 她死后的那一年，全国多地报纸为她报道，成都、重庆都为她召开追悼会。很多老报人、教育家为她写悼词、挽联，写她是“芒砀奇女子”“碧血丹心不朽”。她的母校、她的家乡，都在纪念她。 砀山县后来把她出生的“察院街”改名为“毓政街”。 我们今天再看她的一生，其实能感受到那种来自平凡却坚定的力量：一个从农村走出的女子，靠着教育、信念和勇气，硬是走成了一个民族的脊梁。 她说：“生死事小，气节事大。” 这句话，不需要文艺加工，本身就已经震耳欲聋。 今天我们讲赵毓政，不是为了感动而感动，而是要记住：这片土地的自由和尊严，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她曾高呼“中华民族万岁”，如今这个国家还在继续走着，她也从未真正离开过。 她的墓可能没有鲜花簇拥，但她的名字，值得我们一遍一遍地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