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宋希濂急冲冲地跑去机场。见到陈赓的妻子傅涯后，他将一沓钱交给她，说：回到祖国后，帮我一个忙。 宋希濂和陈赓，都是湖南湘乡人。咱们常说“无湘不成军”，这片土地上的人，骨子里就带着一股倔劲和血性。1924年，两个热血青年一前一后，都考进了那个后来名震天下的黄埔军校，成了一期同学。 那时候的黄埔，条件差得要命，睡的是大通铺，吃的是糙米饭。但人心是热的。陈赓比宋希濂大几岁，性格也更活泼，天生就是个“社交牛人”。他看宋希濂这个小老乡有点内向，就主动拉着他，吃饭、训练、站岗，几乎形影不离。在那个连明天在哪都不知道的年代，一份来自老乡的关照，比什么都珍贵。 陈赓当时已经是秘密党员，思想活跃，是黄埔三杰之一，身边围着一帮进步青年。宋希濂呢，虽然没急着站队，但心里对共产党的主张是认同的。他跟着陈赓，听周恩来先生讲课，听廖仲恺先生谈革命。那些关于国家和民族未来的讨论，像一颗颗火种，点燃了他心里的光。 可以说，在黄埔那段岁月，是他们一生中最纯粹、最没有隔阂的时光。他们是同窗，是战友，更是能把后背交给对方的兄弟。只是他们谁也没想到，命运的岔路口，来得那么快。 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和1927年的“四一二”，像两把快刀，硬生生把国共两党从合作劈向了决裂。 黄埔军校里，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诡异。昔日的同学，一夜之间就要盘问对方的信仰。陈赓是坚定的革命者，他看透了蒋介石的为人，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自己的道路。 宋希濂却陷入了犹豫。他不是不相信革命，只是他身上有太多旧式文人的审慎和现实考量。他想找一条更“稳妥”的路。就在这个当口，蒋介石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一边是前途未卜的革命理想，一边是唾手可得的权力和地位。宋希濂最终选择了后者，这一步，让他和陈赓站到了对立面。 两人分道扬镳，再见面时，已是沙场上的对手。外人看，他们是水火不容的敌人。但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那份从黄埔带出来的兄弟情，从未真正熄灭。 1933年，陈赓在上海因叛徒出卖而被捕。蒋介石知道后，亲自审问，想让他“为党国效力”。陈赓是什么人？那是连死都不怕的硬骨头，当场就把蒋介石顶了回去。老蒋下不来台，动了杀心。 消息传出，宋希濂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当时已经是国民党的主力师长，深得蒋介石信任。他冒着断送自己前程的风险，四处奔走，联络黄埔同学，一起向蒋介石求情。他甚至当着老蒋的面立下军令状：“校长，陈赓曾救过您的命。他若有不轨，我宋希濂拿人头担保！” 这份情，蒋介石不能不认。最终，在宋希濂等人的周旋下，陈赓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放了。这件事，宋希濂从未对外声张，但陈赓心里跟明镜似的。这笔救命的“人情债”，他记了一辈子。 1949年，大西南。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时任“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14兵团司令的宋希濂，成了蒋介石在大西南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他心里清楚，这场仗，输定了。但他军令在身，只能硬着头皮打下去。最后，兵团被围，弹尽粮绝。绝望之际，宋希濂举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想以死殉职。但就在扣下扳机的前一秒，他犹豫了。最终，他被解放军俘虏，关进了重庆白公馆。 成为阶下囚的日子是灰暗的。就在宋希濂心如死灰的时候，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铁窗外。 是陈赓。 此时的陈赓，已是战功赫赫的解放军大将。他没有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没有一句说教。他看着形容枯槁的宋希濂，只是像老朋友一样，平静地问了一句：“我们有多少年没见了？” 就这一句话，让宋希濂这个在战场上流血不流泪的硬汉，瞬间泪流满面。 那一次会面，他们聊了很久。从黄埔的初见到后来的分道扬镳，所有的恩怨、误解，似乎都在那一刻烟消云散。临走时，陈赓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好改造，争取早日新生。你是个将才，国家还需要你。” 1959年，宋希濂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走出了高墙。在门口等他的，正是陈赓。两人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可惜，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1961年，陈赓因心脏病在上海逝世，年仅58岁。宋希濂得知消息，悲痛欲绝，亲自赶赴上海吊唁。在陈赓的追悼会上，他写下了一副挽联，情真意切，感人至深。 后来，宋希濂去了美国定居。身在异国他乡，他无时无刻不挂念着故土，挂念着这位长眠于地下的兄弟。他积极投身于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成立了“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有人不解，问他图什么。他只说：“这是我与一位故人的约定。” 到了1985年，当他得知陈赓的夫人傅涯要来美国时，他急匆匆地赶到机场，不是为了别的，就是想拜托傅涯，替他去看看那位老兄弟。 他塞给傅涯2000美元，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笔巨款。他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请你回国后，替我到八宝山，为陈赓买一束最好的花。再替我告诉他，我……一切都好，勿念。” 话未说完，已是老泪纵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