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去世时，他的遗产真的有上亿元吗？ 那桩传闻闹得大时，我听一个老记者摇头说，那就是茶馆里的热闹话。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不少人爱在热水瓶咕嘟咕嘟的声里，端着搪瓷缸聊点所谓“内幕”，毛泽东去世时留下上亿元遗产的说法，就是在这样的闲话堆里生了根。 有人拍着桌子算：“《毛选》卖了多少册，一册多少钱，你往上乘！” 说得像是眼见着金条往屋里堆。 可见过账本的人，连笑都懒得笑，只翻手一挥，那意思——真没那回事。 账本不是别人传的那些“黑皮封面机密档”，而是一本本薄薄的簿子，纸页被岁月泡成了茶色。 九十年秋天，在中南海某栋楼的地下室，搬遗物的人在一个角落翻出这堆簿子时，灰尘一拍就是一团雾。 那时候，谁也没想到，这些上面写的不过是“茶叶、牙膏、火柴、修热水瓶”之类的流水账，会成了最有力的证人。 账本翻开，一行行字稳稳当当地排着：五十年代初到一九七七年一月的支出都在里面。 毛泽东的工资——四百零四块八，江二百四十三块，算是高薪，可那钱得撑起一个大院子：女儿李讷常年在家，李敏出嫁后走了，江的姐姐带着孩子来了，毛远新从小也住在这儿。 加上几个贴身工作人员，每人每月三十元的生活费、零星的医药费、出差的补贴，像蚂蚁一样啃着工资。 这些开销之外，还有固定的房租、水电、家具租赁费。 是的，住中南海也得交房租，和想象里不一样。 一个月下来一百多块，冬天多些。 那账页上写着“房租125.02元”，字迹利落，不见讨价还价的痕迹。 伙食费是大头，一个月近百元，还不算偶尔请朋友、老师、老同学吃饭。 有时候夜里十二点散会，得给会上的人做夜餐，费用一样从工资里出。 喝茶是毛泽东的习惯，一个月能喝掉两斤茶叶。 抽烟更凶，一天三包。 六一年，他听说国外有种烟嘴，能装过滤药物减少尼古丁，就让人托外交部找驻日内瓦使馆买了两打，花了九十四块多，回头自己付清。 连这种小物件，也要记在账上。 最耐人琢磨的是，那些和公务活动搅在一起的小账。 去人民大会堂开会，忘带茶叶，用了会场的茶，也要派人去结账。 六五年重回井冈山七天，伙食费每天两块五，粮票二十三斤，全是自掏腰包。 账单还在，井冈山交际处的字迹工整，就像怕别人不信似的。 毛泽东说过，如果他可以随意吃喝，省长、县长也能照做，那就没法治国。 于是和身边的人定下“约法三章”，托地方办事货款两清，对方不要钱就不收东西，不请客、不送礼、不铺张、不拿地方一针一线。 一九六八年的账上，有一笔四千四百元，抬眼一看，是送王急范和章士钊的。 故事得往回翻到二十年代，毛泽东筹钱送一批进步学生去欧洲勤工俭学，章士钊出了大力，自己掏一部分，又替他找朋友筹了一部分，总共两万银元。 这笔钱按理算公债，可毛泽东硬是当成个人欠账，分十年，每年初二派人送去两千元，还完为止。 七三年章士钊去世，他又以“利息”名义接着资助家人。 这种事在账上是一行数字，在旁人眼里却是性子。 钱不够，就从稿费里补。 关于稿费的传言，比遗产传言更热闹。 有人说五十年代就有百万，有人说全国只有他保留版税制度，赚得金山银海。 可真账是，五九年底结存二十四万八千多，距离百万还远着。 到去世时，稿费总额一百二十四万多，用在家里的也只是几万块。 剩下的去向，有的是朋友和同事，有的是支持工作的支出。 稿费没有作为遗产留给子女，而是归了党，归了人民。 去世那天，清点现金，不到几百元。 银行户头里没一分钱，工作人员翻到的“现金遗物”是几张建国初期的人民币，五张旧版，两张新版，加起来不到今天的十块钱。 遗物、账本、稿费余额，全由中央办公厅保管。 子女没分到钱，却继承了一个说法——公家的东西，一分不能拿。 那批账本，在一九九四年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送进了韶山的毛泽东同志纪念馆。 玻璃柜里，账页微微泛黄，钢笔字还带着当年的力道。 旁边摆着他用过的茶杯、穿过的棉袍，灯光打下来，有一种安静的味道。 人走了，数字还在，像是在替主人守着什么。 午后的展厅里，人走得差不多了，空调的风吹过玻璃，反光里可以看到外头的香樟树叶一片片晃。 柜子里那本账簿正翻在一页，墨迹有些淡，数字却还清楚——125.02元，房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