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6日，柯庆施，周总理，毛主席，彭真等观看《东方红》，笑容满面，笑容灿烂，笑容可掬，合影留念，永恒的回忆！ 1964年的北京，天还没凉透，可风里已经有了秋的味道。 人一多，这味道就搅进了汗味、墨水味、机器轧布的味道。 那一年，八月的第一天，周恩来在一张桌子后抬起了头，说了句“可以”。这声“可以”，像一声锣，惊得整个文艺圈人心一颤——一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要在十五周年国庆节唱响，名字已经想好了，叫《东方红》。 这是个要人命的任务。 十三个人的领导小组，名单一出来，不少人心里就有了分量：这仗得拼命打。 北京不够人用，就从全国抓人来。 军区的歌舞团，地方的院团，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谁手里有能耐的，都得往北京送。 火车一批批拉来人，有的带着乐器，有的揣着刚晒干的军大衣。 那时候北京的排练厅一下子不够用，礼堂、食堂甚至机关院子都成了排练场地，地板被踩得直响。 周巍峙是总指挥，他的笔记本跟他一样不睡觉。 每天排练到夜里，灯泡发红发烫，他在一边记：某段音乐要改调，某个舞群走位不准，领导的意见要尽快落实。 舞台结构是从金色葵花开场的——那不是装饰，是符号，葵花向阳，人心向党。 葵花背后，是八个历史篇章，像翻书一样，从黎明到硝烟，从井冈山的山歌到新中国的工地号子，每一幕都得咬死节奏，不能掉链子。 那年秋天，排练厅里常能听到一种特别的声音，是王昆在试唱《农友歌》。 原来的谱子很规整，三段歌词一个旋律，唱一次换个词。 她皱着眉说，这样没劲。 中国的歌，语言是魂，歌词里写着湖南的秋收起义，就得有湖南味。 她去学方言，学花鼓戏的唱腔，学那种句尾的装饰音，像往清水里放了辣椒，把歌唱得亮堂、泼辣。 她站在舞台中央，红衣蓝裤，像从田埂上直接走下来的湖南女人，手里没有镰刀，嗓子就是刀。 10月2日，北京的街灯亮得比平时早。 人民大会堂外，人群像潮水一样涌动，穿风衣的、抱孩子的、背手走的，脚步都带着急。 八点，大幕拉开，金色葵花一圈一圈展开，千人大合唱像浪扑过来，把人推到一个巨大的声场里。 那一晚，很多人是屏着呼吸听完《农友歌》的，等王昆收了尾音，掌声轰地炸开。 有人眼眶红了，有人咧着嘴笑，还有人悄悄哼起了调子。 首演一炮打响，后面的十四场票都成了抢手货。 有人托人走关系，有人干脆在大会堂门口蹲一夜，想着能不能碰上退票。 散场的时候，北京的夜风把歌声吹得散了又聚，像一条不肯停的河。 10月6日那天，台下的座位被安排得很整齐，八千多名驻京部队官兵坐得像一堵墙。 毛泽东走进来的时候，掌声像从地底下涌出来，周恩来、彭真、贺龙跟在后面。 灯光打在舞台上，也打在他们的脸上。 等到《农友歌》响起，毛泽东的神情变得很专注，眼睛微微眯着，像是透过歌声看见了什么。 有人事后说，他对身边的将领笑着说，这唱得有湖南农民的气概。 那句话像一阵风，吹到了台上的王昆，让她的嗓子更亮了一分。 两周后，10月16日，人民大会堂又聚了人。 这回是合影的日子，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站在前排，演员们穿着演出服站在后面，有人忍不住抿着笑，有人眼睛亮得像刚下台的孩子。 快门咔嚓一响，这一幕就被留住了。 同一天，周恩来在现场宣布，中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 那天的空气有点奇怪，舞台的余温和远方戈壁滩的爆炸声，像两股截然不同的热浪，在同一屋檐下交织。 故事还没完。 1965年，电影摄制组进了大会堂，把《东方红》搬上了银幕。 放映那天，电影院门口的人从下午就开始排队，票贩子在角落悄悄吆喝。 有人带着干粮，打算一连看两场。 屏幕上的金色葵花依旧亮眼，歌声依旧高昂，只是坐在黑暗里的观众，比一年前多了许多。 几十年后，那些在舞台上闪着汗光的演员，有的早已退休，有的悄悄离开人世。 后台那些赶衣服的、拉幕布的、搬道具的，名字很少有人记得。 可那年秋天，他们都在同一件事里，把各自的力气推到极限。 老照片泛了黄，胶片的颗粒像细沙一样布满画面。 1964年的那张合影里，笑容还是当年的笑容，背景是人民大会堂的台阶。 风从门口灌进来，吹动了几个人的衣角。 谁也没动，镜头前的笑容一动不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