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周总理是世界上拥有办公室最多的人，那是因为他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工作，光是有形的“办公室”，周总理就有四个。 每天清晨六点，中南海西花厅传来轻微的水声。周恩来总理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在不足十平方米的卫生间里，一边洗漱一边翻阅昨夜送来的紧急文件。 秘书们早已习惯这个场景,他们会在前一晚将材料按重要程度分类，确保总理能在洗漱的几分钟内掌握最关键的信息。有时一份来自边疆的电报，有时是国际局势的最新变化。 这种工作方式延续了几十年,即使是五分钟的如厕时间，总理手里也不会空着。工作人员曾统计过，这样“见缝插针”的办公效率，往往比许多人正襟危坐一上午还要高。 餐桌是另一个“临时办公室”,周恩来很少能安静地吃完一顿饭。 1962年春天，正值困难时期，一份关于甘肃灾情的报告送到餐桌前。总理放下手中的玉米糊糊，仔细阅读每一个数字。当看到缺粮人数时，他立即指示：“马上调拨500万斤返销粮，不能让老百姓饿肚子。” 邓颖超在一旁轻叹：“连吃饭的时间都不给你留。”但总理只是笑笑，继续埋头处理文件。对他而言，工作已经成为生活的全部。 西花厅的正式办公室反而显得“普通”,这里有张普通的木桌，桌上常年摆着三样东西：防脏的白袖套、老花镜和提神用的清凉油。 夜深人静时，这里依然灯火通明。总理经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批阅文件时细致入微，连标点符号的错误都要圈出来修正。部长们来汇报工作，茶水凉了都顾不上换。 1966年邢台大地震发生时，总理连夜赶赴灾区。在颠簸的吉普车里，他签署了十几道救灾指令，安排医疗队、调配救援物资、部署安置工作。车内昏暗的灯光下，那些急件一份份传向各地。 最让人动容的是晚年的病床办公,1974年确诊膀胱癌后，医生反复劝他休息，但总理仍坚持处理公务。 起初他还能坐起来批文件，后来只能躺着工作。邓颖超特意让人做了一张倾斜的床桌，方便他阅读。即使手术后虚弱得握笔都困难，他依然要听秘书念文件内容，口述处理意见。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召开。重病中的周恩来坚持出席并作政府工作报告。那套灰色中山装包裹着他消瘦的身躯，但声音依然坚定有力：“我们要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这是他最后一次在人大会议上发言，也是留给国家的最后嘱托。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病床上停止了呼吸。西花厅的台历永远定格在这一天。 从卫生间到餐桌，从办公室到病床，周恩来用了一生诠释什么叫“为人民服务”。他曾说：“我们这一辈子和这一个时代的人多付出一点代价，是为后代更好地享受社会主义幸福。”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位总理用自己的方式践行着对人民的承诺。他把生命的每分每秒都献给了工作，献给了这个国家和人民。 “如果周总理有朋友圈，你觉得他会晒什么？是凌晨三点的批文，还是补丁睡衣的OOTD？来评论区脑洞大开！” 信源： 人民网—党史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