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8日，日本总领事馆举行酒会，詹长麟假扮成侍者，偷偷把毒药倒入酒瓶，他端着毒酒瓶忐忑地走到桌边，把毒酒倒好，按顺序倒入酒杯后，退到一边，开始观察事态进展。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一场隐秘的宴会悄然拉开帷幕。1939年6月，日本总领事馆内高官云集，一名普通雇员詹长麟手持酒瓶，步入宴席。他将毒药悄然混入酒中，端至桌前，按序斟满杯盏，然后退至一旁静观变化。这起事件究竟如何酝酿，又将引发何种连锁反应？ 詹长麟出生于南京，本是寻常人家子弟，父母以经商维持生计。1937年，日军攻占南京后实施大规模屠杀，他的父母在这一暴行中丧生。 当时詹长麟不在本地，获知消息后决定投身抗日行列。他加入国民政府军统机构，前往重庆接受半年专业训练，内容涵盖射击、爆破、侦察、伪装、急救和无线电通讯等多项技能。通过勤奋努力，他掌握这些技术，成为组织骨干。 1938年，他调至南京分部，经过严格选拔，以雇员身份进入日本总领事馆，从事日常杂务，同时暗中搜集情报。他的日语能力在训练中显著提升，能流利阅读文件。在领事馆内，他处理清洁和递送工作，保持低调以避免暴露。 1939年6月，他从一份日文文件中获悉，日本外务省次官清水留三郎将于次日抵南京，领事馆将举办宴会接待。这一情报通过加密电报上报军统南京区，上级评估后决定实施投毒行动，代号金陵毒酒案。詹长麟领取任务，从地下联络点获取无色剧毒药物，准备执行。 宴会开始，他推车进入大厅，将处理过的酒端至主桌，从左至右依次倒入杯中。倒完后，他将空瓶放回，退到大厅一角观察。宾客举杯品尝，清水留三郎作为主宾率先饮用，其他官员跟随。 几分钟后，一名书记官咳嗽，按住胸口，脸色苍白。另一官员晃动身体，从椅上滑落。混乱渐起，有人叫喊询问，侍者上前查看。 詹长麟见状后退，穿过侧门进入后厨，脱下制服换上便装，抓起自行车从后院小门离开。街道上他骑行穿过巷道，避免主路巡逻。行动依赖精确规划，他事先多次演练路线，从领事馆后门到巷口，再到河边，每段距离计算时间。 毒药从老城区隐秘房屋获取，联络人用纸包递交，他藏于鞋底运回。整个执行体现严密准备，从情报获取到撤离，每步环环相扣。 詹长麟的哥哥詹长炳参与毒药递交，两人合作完成任务。宴会厅内宾客饮用后，症状逐步显现，一官员捂喉，另一倒地抽搐。警报响起，卫兵冲入，他趁乱从厨房出口离开，脚步匆忙抵达江边，登上小船渡河，与姐姐汇合。 两人改换姓名，转移上海隐居。日本当局封锁城市，搜捕嫌疑人，但未获线索。行动导致两名日本书记官中毒身亡，其他人送医治疗，对日伪势力造成打击。 战后1945年，日本投降，詹长麟返回南京，利用政府奖励资金开设旅馆，经营日常事务，直至晚年。 2008年，他于南京因病离世，享年95岁。次年，当地政府授予他英雄称号，表彰其贡献。这起事件在抗战史上留下印记，体现了普通民众在民族危亡时的担当。 行动引发领事馆一片混乱，医护赶来抢救，几名官员中毒，其他人接受检查。詹长麟骑车至约定点，与接应者会合，跨过围墙进入邻街。隐居期间，他辗转多地，避免暴露。 晚年旅馆生意平稳，他参与地方事务。表彰仪式上，其事迹被记录，供后人参考。金陵毒酒案虽规模有限，却反映了抗日情报战的复杂性。 詹长麟的经历从个人遭遇延伸到国家抗争，体现了情报工作的风险与价值。在那个时代，许多类似行动鲜为人知，却推动了胜利进程。这段历史提醒我们，民族记忆需传承，避免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