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6年，年羹尧死后一周，雍正处死汪景祺，将首级悬挂在菜市口，这一挂就是十年。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726年初夏，北京城的菜市口出现了一幕让人震惊的场景，年羹尧刚在狱中赐死，短短一周之后，他的幕僚汪景祺就被推出斩首，行刑之后，他的头颅被悬挂在闹市口的城门上，风吹雨打，整整十年没有取下。 对当时的人来说，这是雍正朝最直观的一块警示牌，最初路过的人会停下脚步指指点点，久而久之，人们习以为常，它就像街头的一处风景。 汪景祺的身世其实并不普通，他出生在钱塘，一个自古出才子的地方，少年时聪慧过人，十岁就能写八股文，才学在江南一带小有名气，按照常理，他应该循着科举之路进入仕途，但这条路对他异常艰难。 从康熙二十年开始，他一考再考，总是落榜，直到四十多岁，才好不容易中举，这样的迟暮功名，并没有让他看到更广阔的前景，科举让他心灰意冷，他开始把目光投向依附权贵的捷径。 这时，正是年羹尧声望如日中天的阶段，他平定青海叛乱，握有军政大权，雍正对他倚重极深，汪景祺辗转通过陕西布政使胡期恒的引荐，进入年羹尧的幕府。 对于已经在仕途上蹉跎半生的他来说，这是一次命运的转折，他收起往日的孤傲，极力展现自己的笔力。 他写下的《西征随笔》成了最著名的一部笔记，其中那封写给年羹尧的信，几乎是马屁文学的巅峰。 他称年羹尧是“宇宙之第一伟人”，甚至把历代名将拿来做对比，说他们和年羹尧相比就像萤火之光和日月之辉，像一勺水与沧海，年羹尧当然受用，幕僚的这些文字给他的功绩添了不少彩头。 问题是，这些话在政治风向突变时成了烫手的东西，年羹尧权势过盛，军中号令极严，甚至出现过“去手”的故事：大雪之日，他随口让士兵放下轿杆暖手，结果士兵误解为军令，竟各自砍断一只手来表忠心。 这种震动朝野的场面，让雍正心里更加忌惮，到雍正三年，年羹尧被逐步贬职，最终赐死，九十二条罪名让他从巅峰跌入深渊，年府被抄，卷宗被翻，汪景祺的《西征随笔》被呈交御前。 雍正翻到那句“皇帝挥毫不值钱”的时候，勃然大怒，在他看来，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拍马，而是触及君主权威的狂妄，奏折上朱笔批语直接点出“此等文人最是可恶”。 年羹尧死后一周，汪景祺立刻被判斩首，他的问题不在于真有什么实权，而在于他用笔写下了不合时宜的文字，那本曾经让他扬眉吐气的笔记，在帝王眼里成了铁证。 这次处置的方式格外严厉，汪景祺的头颅不仅被砍下，还被挂在菜市口十年之久，对一个文人来说，这种示众的惩罚，不只是肉体的结束，更是精神上的羞辱。 随着时间推移，起初围观者的震惊慢慢消散，行人习惯了那颗头颅，它成了雍正朝持续提醒的象征，乾隆即位之后，大赦天下，才下令将它取下，草草掩埋。 牵连也没有就此停下，汪景祺的妻子被发配黑龙江为奴，兄弟子侄被流放宁古塔，连五服以内的亲属都不能在朝廷任职，还要接受地方的严密监管。 对雍正来说，这不仅是惩罚一个人，而是通过血的教训告诉世人，依附错人和轻率书写都会付出沉重代价。 后世研究发现，这个案子的档案在雍正朝文字狱中厚度能排进前三，北京大学收藏的奏折上保留了雍正亲笔的批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论文则指出，这种通过文字定罪的做法开了雍正朝文字狱的先例。 后来查嗣庭案、吕留良案，都沿用了类似的逻辑，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看，文字变成了最危险的东西，文人手里的笔，本来用来写诗作文，在帝王疑惧的视野中，却可能变成绞索。 这桩案件的核心，不在于汪景祺写得多么夸张，而在于他选错了对象，他把身家性命押在年羹尧的身上，当年羹尧失势时，他也没有了回旋余地。 雍正需要一个立威的牺牲品，汪景祺恰好成了最佳目标，杀一人以儆百官，震慑整个年党残余，这是权力游戏的冷酷逻辑。 人们常说伴君如伴虎，汪景祺的遭遇就是最鲜明的例子，他的一生从钱塘才子走到京城囚徒，从举人到幕僚，最后定格在菜市口的高台之上，那颗头颅在十年里经历了风霜雨雪，也经历了世人从恐惧到麻木的转变。 对后来的读书人来说，这是一种时时在眼前的警告，笔可以带来荣耀，也可能带来灭顶之灾，历史留下的不只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对文人的集体规训。 信源：中国侨网——雍正的嘴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