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二年，清军入关不久，便匆匆设立明史馆。此时南明政权仍在江南抵抗，李自成、张献

顺治二年，清军入关不久，便匆匆设立明史馆。此时南明政权仍在江南抵抗，李自成、张献忠的余部尚未平定，清廷的统治根基未稳，修史更像是一种宣示正统的姿态，并未真正展开工作。直到康熙十八年，三藩之乱渐趋平息，天下初定，《明史》的编纂才正式步入正轨。 康熙帝任命徐元文为监修，召集朱彝尊、毛奇龄等学者入局。这些人多为明末清初的鸿儒，对明朝历史有着深入研究，其中万斯同更是以布衣身份主持编修，贡献最大。可即便如此，修史工作仍一波三折。康熙晚年，王鸿绪将草稿删改后私自带走；雍正朝续修，至乾隆初年才由张廷玉最终定稿。从正式启动到成书，整整六十年，若算上顺治年间的筹备，已近百年。 这般耗时，在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元朝修《宋史》，面对更为庞杂的史料，仅用两年半便完成。为何《明史》需要如此长的时间？答案藏在清初复杂的政治与文化语境中。   清廷修《明史》，从一开始就不只是文化工程。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如何看待前朝历史，直接关系到自身统治的合法性。明朝灭亡的原因、明清易代的性质、抗清志士的评价……这些问题都敏感至极，稍有不慎便可能引发思想动荡。 顺治、康熙初年，南明虽已覆灭，但"反清复明"的思潮仍在民间暗流涌动。黄宗羲、顾炎武等学者拒不仕清，他们笔下的明史著作，往往带着对清廷的批判。此时若仓促修史，难保不会引发争议。清廷选择暂缓，实则是在等待社会情绪的平复，以及文化话语权的稳固。   到了康熙中后期，三藩之乱平定，台湾收复，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康熙帝意识到，修史不仅能梳理前朝脉络，更能拉拢汉族知识分子。他开博学鸿词科，吸纳明遗民参与编修，既利用了他们的学识，也消解了其反抗意识。这种政治智慧，让《明史》的修撰成为缓和民族矛盾的纽带。   修史的核心是史料。明朝留下的典籍原本极为丰富，官方档案、私人笔记、方志家谱不计其数。可清军入关后，为巩固统治，多次大兴文字狱，大量明朝文献被视为"异端"而遭禁毁。据统计，仅四库全书编纂期间，就禁毁书籍三千余种，十五万多部，许多珍贵的明史资料就此失传。   史料的缺失，让《明史》的编纂时常陷入困境。万斯同曾感叹："明人记载多失真，非细心考订不能用。"学者们不得不从残存的典籍中爬梳整理，辨析真伪。比如对明末农民起义的记载，既要参考明朝官方的污蔑之词，也要甄别起义军后裔的夸张叙述，力求客观公正。   更棘手的是对敏感事件的处理。崇祯自缢、南明抗清、吴三桂降清等事件，如何叙述直接影响清廷的形象。《明史》最终选择淡化民族冲突，强调明朝"气数已尽"，清廷"顺应天命"，这种叙事虽符合当时的政治需求，却也埋下了失真的隐患。后世学者常批评《明史》对明末史事记载简略，对抗清志士评价不公，便是源于此。   尽管存在争议，《明史》仍是二十四史中质量较高的一部。它体例严谨，志书尤为详实，《天文志》《历志》吸纳了西方历法成果，《艺文志》著录了大量明代典籍，为后世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现代史学家白寿彝评价其"史料价值较高，在隋、唐以后诸史中更为突出"。 可这部耗费百年修成的史书，终究难逃"胜利者书写"的局限。它刻意淡化了清廷入关的血腥，回避了文字狱的残酷，对明朝皇帝多有苛责。比如称万历帝"怠于朝政"，却忽略其主持万历三大征的功绩；说崇祯帝"刚愎自用"，却少提他面对的内忧外患。这种叙事，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后人对明朝的认知。   三百多年后，再读《明史》，我们既能看到清初学者的严谨与智慧，也能感受到权力对历史的影响。它提醒我们，任何史书都是时代的产物，带着编纂者的立场与局限。真正的历史研究，不仅要读正史，更要结合出土文献、民间记载，多方印证，才能接近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