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戴笠在上海流浪，吃住在表弟张冠夫家里。张冠夫是商务印刷馆的职员，他和妻子王秋莲在小北门租了间小阁楼。夜里，张冠夫和妻子睡在床上，戴笠就睡在床前的地板上。这种生活让表弟媳王秋莲感觉十分不便。 1923年戴笠在上海混不下去，只能投奔表弟张冠夫。张冠夫在商务印书馆当职员，工资薄得可怜，他和王秋莲在小北门租了个小阁楼凑合住。戴笠一来，地方更挤，他晚上只能睡床前地板，这事儿让王秋莲觉得特别别扭。家里本就小，夫妻俩活动都得绕着走，现在多出个人，空间全乱套了。张冠夫上班走人，戴笠白天在外头晃荡，晚上回来继续占位子。王秋莲每天早上得催他收拾铺盖，腾地方干活儿，她觉得自家不是收容所，这话没少说。戴笠也没辙，只能早出晚归，帮人打杂挣点零钱，偶尔扔几个铜板当房钱，可那点东西连顿饭都不够。王秋莲看他衣衫不整，身上一股烟味，就直戳心窝子，说他不务正业，是个混子。张冠夫夹中间，为难劝架，可王秋莲不依不饶，坚持要他另找地儿。话说这日子，戴笠忍着，王秋莲也憋着气，三人之间那股子尴尬，越来越浓。 戴笠白天多在赌场门口站脚，帮人望风，晚上转悠到码头附近，认识些赌徒和帮派小角色。他穿件破长衫，在底层社会勉强站稳脚跟。张冠夫夫妇偶尔出门逛街，在南京路撞见他，那会儿戴笠居然换了身体面西装，和几个油头粉面的家伙聊得热乎。张冠夫上前招呼，王秋莲拉着丈夫胳膊，冷眼瞧着那些人。她回家路上就嘀咕，说那些是流氓头子，和戴笠一路货色，早晚没好下场。其实那帮人里头，就有杜月笙这样的上海滩大佬，戴笠靠眼力和胆子，已经入他们眼了。可王秋莲哪知道这些，她只觉得戴笠越混越回去了。家里头，王秋莲换衣服上厕所，都得等戴笠转过身去，他装睡避开，夫妻俩轻手轻脚下楼。这默契维持着，可王秋莲越来越烦，觉得家里像挤鸭子，动弹不得。张冠夫工资低，还得养多张嘴，日子紧巴巴的，他劝妻子忍忍，戴笠总会走人。 这局面一天天拖，戴笠的铜板越来越少，王秋莲的抱怨越来越直白。她清早见他从外头回来，头发乱糟糟的，就问他又赌通宵输光了吧。戴笠低头不吭声，从兜里掏出最后几个钱搁桌上，王秋莲火了，说自家不养闲人，让他赶紧滚蛋。张冠夫拉着劝，王秋莲甩手不听，坚持寸步不让。戴笠白天继续在十六铺码头转悠，帮苦力递家伙，换点小钱，晚上回阁楼继续睡地板。他交的朋友，全是社会底层那拨，赌棍打手青帮小弟，搁主流眼里是下三滥，可戴笠在里头混得开，凭着那股子机灵劲儿。话说王秋莲本是戴笠表妹，按理该亲近，可她从头看不起这表哥，觉得他没出息，拖累全家。张冠夫年长几岁却叫表弟，这辈分倒着来，家庭里头那点微妙，添了不少火药味。阁楼生活就这样僵持，戴笠减少存在感，王秋莲避开他，夫妻俩如厕更衣都得算计时间。 杜月笙看中戴笠的狠劲和脑子，两人结拜成兄弟，戴笠管起小差事，收入稳当起来。他没马上搬走，继续在阁楼忍着王秋莲的冷言冷语。1925年春，杜月笙引荐他见蒋介石，这次见面让他人生拐弯，戴笠收拾东西离开小北门，只对张冠夫笑笑说有机会再聚。几个月后，张冠夫收到黄埔军校聘书，落款是戴笠的名字，那时戴笠已成蒋介石亲信，开始搭情报网。张冠夫辞掉印书馆工作，带王秋莲去广州报到，第一天就分到好职位和宿舍，可迎接的是秘书，说戴笠忙没空见。王秋莲对这机会嗤之以鼻，说跟着那种人没出息，可张冠夫扛不住诱惑，还是去了。半年过去，戴笠安排个年轻女子给张冠夫当下手，大家心知肚明是小妾，张冠夫不敢拒，从此管军统财务，握大笔钱，却处处被戴笠捏着。王秋莲得和那女子朝夕相处，年轻女人眼神挖苦，她从主妇变边缘人，咽下这口气。 戴笠公开还叫张冠夫表哥，私下拉开距离，家宴上故意让小妾坐上头，王秋莲挤角落，脸拉得老长。张冠夫左右不是人，开始喝酒解闷，常一个人坐到天亮，后悔当初收留戴笠，没拦着妻子轻视。1937年抗战打响，国民政府迁重庆，张冠夫调到西南后勤，离戴笠核心圈子远了，王秋莲甩掉小妾，可也丢了旧日地位。多年后，历史学者访张冠夫，问他对戴笠啥印象，这老头儿沉默半天，只吐八个字：宁可得罪君子，莫要得罪小人。那间八平方米阁楼，成了张冠夫夫妇一辈子心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