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鲁迅对原配朱安说：“日本有一种小吃很好吃。”话音未落，朱安忙说：“是，大先生，我也吃过。”鲁迅皱眉看了几眼朱安，转身走开，从此一生都不和朱安说话。 1906年，鲁迅还在日本，一封“母病速归”的电报把他骗回了绍兴。一进家门，满眼张灯结彩，他才明白，哪是母亲病重，这是给他准备的“惊喜”——一场他躲了多年的包办婚姻。 新娘就是朱安。一个典型的旧式女子，比鲁迅大三岁，裹着一双小脚。在那个年代，这叫“三寸金莲”，是嫁个好人家的标配。朱安的家庭，也曾是官宦之家，和周家门当户对。她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女儿经》，人生目标就是相夫教子，侍奉公婆。 可那时候的鲁迅呢？他早就剪了辫子，脑子里装满了新思想。他给母亲写信，说这婚事能不能退了。母亲当然不答应。他又提要求，说让女方放开脚，去学堂读书，这是他最后的底线。朱家一听，也炸了锅，这在当时是离经叛道，会被人戳脊梁骨的。 这婚还没结，两个人的人生观就已经在激烈碰撞了。但胳膊拧不过大腿，尤其拧不过那个叫“传统”的大腿。学者符杰祥教授分析过，在当时，“订婚就相当于生死之交”，女方要是被退婚，那基本就没法活了。鲁迅心软，他不忍心毁掉一个无辜女人的名节。 于是，他屈服了。婚礼那天，是他第一次见到朱安。瘦小的身材，突出的颧骨，颤颤巍巍的小脚。鲁迅一句话没说。洞房花烛夜，他一个人睡在了书房。 “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他后来这么说。他还说过一句更狠的：“陪着做一世的牺牲，完结四千年的旧账。” 他把朱安看作是母亲硬塞的“礼物”，把这段婚姻看作是自己为整个旧时代背负的十字架。他尊重她，给了她周家大太太的名分，也尽了赡养的义务，但也就仅此而已了。 1919年，鲁迅在北京买了八道湾的大宅子，把母亲和朱安都接了过去。一家人住一个院里，鲁迅和弟弟周作人一家吃饭，朱安就陪着婆婆。夫妻俩名义上住在一个屋檐下，实际上跟陌生人没两样。据说，他们一天说的话不超过三句。早上，朱安喊他起床，他“哼”一声。晚上，睡前问他关不关门，他答“关”或“不关”。再有，就是朱安问他要家用，他问“多少”。 这种日子，朱安一过就是几十年。她就像一只蜗牛，努力地想爬进鲁迅的世界，但那堵墙太高太滑。她不笨，她知道丈夫不喜欢她。长期的压抑下，她也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 有一回，鲁迅为母亲办寿宴，宾客满堂。正要开席，朱安穿戴整齐地走出来，扑通一下就跪在众人面前。她对着所有人说：“我也知道大先生不喜欢我，他连话都很少跟我讲，我也没有孩子。我只想生为周家人，死做周家鬼，我以后就伺服老太太。”说完，磕了个头，就回屋了。 这一跪，把所有人都惊呆了。这个平日里沉默寡言、几乎没有存在感的女人，用一种近乎决绝的方式，宣告了她的立场和坚守。这股子倔强劲儿，说实话，跟鲁迅还真有几分像。她用她的方式在呐喊，在抗争。 可她的坚守，终究没能等到想要的阳光。她等来的，是另一个女人的出现，一个叫许广平的女人。 许广平是鲁迅的学生，比他小17岁。她活泼、勇敢，有新思想，敢于反抗不公。她给鲁迅写信，探讨人生和思想，鲁迅在她身上找到了久违的共鸣。他曾说，不管什么枭蛇鬼怪，如果能读懂他，看到他内心的空虚和绝望，那就是他的真朋友。许广平，恰恰就成了那个能看到他“毒气和鬼气”的真朋友。 他们的感情，是在并肩战斗中升温的。为了反抗女师大校长杨荫榆，许广平甚至一度躲在鲁迅家里避难。鲁迅曾因为这件事被教育部免职。在那些风雨同舟的日子里，那个原本打算“做一世牺牲”的苦行僧，动摇了。 据说，有一天，许广平紧紧握住了鲁迅的手，鲁迅反握了回去，说：“你战胜了。” 是啊，许广平的出现，就像一缕阳光，照进了鲁迅那间幽暗冰冷的心房。他不是不爱，是之前没遇到那个能让他爱的人。1926年，鲁迅和许广平一同南下，在上海定居，后来有了儿子海婴。 消息传回北京，朱安彻底绝望了。她后来对人说：“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这话说得，让人心酸。她终于承认，她爬不动了。 鲁迅去世后，朱安和婆婆在北京相依为命。许广平每月都给她寄生活费。晚年的朱安生活困顿，但始终守着鲁迅的遗物，守着周家大太太的名分。她临终前对记者说：“周先生对我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原谅他。” “各有各的人生”，这六个字，或许就是对这段悲剧婚姻最精准的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