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抗日杀奸团到天津一电影院中锄奸，却找不到目标，队长灵机一动，对播放员说“请播放这5个字”，汉奸看后竟然自己站了出来。 程锡庚，这个名字在1939年的天津，几乎是“卖国贼”的代名词。他早年留学英美，顶着经济学硕士的光环回国，本应是报效国家的栋梁之才。可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他却选择了另一条路。 日本人为了“以战养战”，在华北搞了个伪“联合准备银行”，发行所谓的“联银券”，强制老百姓用法币兑换。这背后，就是一场赤裸裸的金融掠夺。程锡庚，正是日本人推行这场阴谋最得力的走狗。他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人脉，大肆推广伪钞，将华北民众的血汗钱源源不断地输送给侵略者，自己则中饱私囊，过着奢华的生活。 百姓手里真金白银的法币，一夜之间变成了随时可能作废的纸片，而程锡庚的银行账户却数字飙升。这种掏空国家经济、吸食同胞血汗的行径，早已让他登上了爱国锄奸组织的必杀名单。 执行这次任务的，是**“抗日杀奸团”**，一群平均年龄不过二十出头的热血青年。他们大多是学生，有的是南开大学的高材生，有的是普通中学生。国破家亡的现实，让他们放下了书本，拿起了枪。团长曾澈曾对他们说：“我们干的事，就是一把插向敌人心脏的利刃，要快，要准，要狠。” 刺杀程锡庚的任务，交给了祝宗良等人。他们跟踪了很久，发现程锡庚此人极为狡猾，不仅住所戒备森严，出行也总有保镖前呼后拥，几乎找不到下手的机会。唯一的破绽，就是他酷爱看电影。 1939年4月9日下午，机会终于来了。杀奸团的成员发现程锡庚的轿车停在了大光明电影院外。祝宗良、袁汉俊等四名团员立刻分头回家取枪，并约定在影院内动手。 电影院里光线昏暗，人头攒动，想在三百多人里准确找出程锡庚，无异于大海捞针。直接站起来喊“谁是程锡庚”，那等于自投罗网。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电影已经过半，祝宗良心急如焚。 就在这时，一个绝妙的念头闪过他的脑海。他迅速写了一张字条，找到了电影的放映员，塞给他几块钱，低声说：“大哥，帮个忙，我有个亲戚在里头，急事找他。” 放映员接过字条，借着换片盘的间隙，将字条上的内容打了出来，投射在银幕的角落里。一时间，电影画面旁出现了五个清晰的大字——“程经理外找”。 这五个字，就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瞬间激起涟漪。影院里姓程的或许不少，但被称为“程经理”的，又能有几个？程锡庚心里“咯噔”一下，做贼心虚的他，第一反应就是外面出了什么事。他下意识地猛然站起身，紧张地望向出口。 “坐下！怕是圈套！”他身边的妻子察觉到了不对，一把将他拽回座位。 然而，就是这起身又坐下的一瞬间，程锡庚彻底暴露了自己。潜伏在暗处的祝宗良等人，目光如鹰，死死锁定了这个坐立不安的秃头男人。 目标既已锁定，剩下的就是行动。祝宗良悄悄移动到程锡庚座位的后方，等待最佳时机。当时银幕上正在放映英国冒险片《贡格丁大血战》，激烈的枪战音效为他们提供了绝佳的掩护。 祝宗良掏出手枪，对准程锡庚的后脑，没有丝毫犹豫，“砰！砰！砰！”连开四枪。枪声与电影的音效混杂在一起，起初并未引起大规模恐慌。但当程锡庚的身体软软地瘫倒在座位上，鲜血瞬间染红了洁白的衬衫时，他妻子的尖叫声刺破了影院的喧嚣。 “杀人了！” 人群瞬间炸开，观众们惊叫着、推搡着，疯狂涌向出口。影院内一片混乱。祝宗良等人趁乱迅速撤离。然而，程锡庚的保镖反应也很快，立刻追了上来。在楼梯口，一名保镖死死抱住了祝宗良。危急时刻，同伴袁汉俊果断开枪，击中保镖，祝宗良才得以脱身。 这场在电影院上演的真实“血战”，以大汉奸程锡庚的毙命告终。“津门除一巨奸”，第二天天津的报纸头条，用这样大快人心的标题报道了此事。 程锡庚被杀，极大地震慑了天津的日伪势力，也让“抗日杀奸团”的名声达到了顶峰。然而，故事的结局却充满了悲凉与无奈。 日伪当局恼羞成怒，向电影院所在的英国租界施压，要求必须交出凶手。与此同时，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为了营救被日本人抓捕的四名军统特工，竟打起了祝宗良等人的主意。他通过渠道联系上杀奸团，要求祝宗良和袁汉俊主动“自首”，去换回那四个军统特工。 这是一个无比荒唐且冷血的交易。祝宗良等人是为国锄奸的英雄，却要沦为政治交换的筹码。更可悲的是，他们的“自首”并未换来军统特工的释放，日本人根本不吃这一套，反而趁机扩大在租界的势力。 不久后，因叛徒出卖，“抗日杀奸团”总部被日军破获，团长曾澈等骨干成员被捕牺牲，这个由爱国学生组成的传奇组织，最终走向了覆灭。祝宗良等人虽然逃过一劫，但后半生也历经坎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