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部队罪魁祸首石井四郎有特别严重的色欲。熟悉731部队历史的人都知道，石井四郎从来都不是什么“科研者”，而是披着白大褂的恶魔，他的恶，不止在于主导了无数活体实验、用中国人、朝鲜人甚至盟军战俘当“马路大”（日语“原木”，指代实验材料），更在于权力巅峰时，将人性最卑劣的欲望暴露无遗。 石井四郎此时刚满36岁，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光环让他轻易获取了军部信任，但这个表面谦逊的医学博士，口袋里总揣着精心绘制的细菌武器设计图。 他对上级反复游说：“一颗炸弹的成本能毁灭一座城，而细菌战是无形的瘟疫，能让敌人从内部崩溃。”当时日本正急于巩固在满洲的统治，这番说辞恰好击中了军方软肋。 短短四年后，这片荒地被扩建成占地6平方公里的“平房特别军事区”，高墙铁丝网内，伫立着150多栋功能各异的建筑，三层高的病菌培养栋每天能生产数公斤鼠疫杆菌，解剖室的水槽连接着地下排水道，末端直通焚尸炉的烟囱。 石井的军衔已升至少将，他站在指挥部顶楼俯瞰时，常对下属说：“这里就是日本征服亚洲的钥匙。” 但这把“钥匙”淬着剧毒。部队招募的数千成员中，有东京大学医学院的优等生，也有农村征召的普通士兵。 他们被要求签署终身保密协议，所有信件必须经过审查，一位后来逃亡的劳工回忆，石井每周视察时总穿着雪白大褂，手戴无菌手套，却用戴着胶皮手套的指尖随意翻看活体实验记录本，如同翻阅菜市场账本。 最令人胆寒的是他建立的“特别移送”制度。哈尔滨街头的宪兵队会突然抓捕疑似反抗者的平民，判决书上只需盖个“特移处理”的红印，这些人就被抹去身份变成“马路大”。 日语里意为“原木”，档案显示，仅1939年至1945年，至少有3000名标注着“原木”编号的人被送进平房基地，而实际数字可能远超于此。 这里关押着从各地诱骗或绑架来的年轻女性，她们被告知是来担任“护士”或“后勤人员”，殊不知等待她们的是比死亡更残酷的命运。 零下35度的冻伤实验室里，裸露的手臂被强行按在冰水中，日本军医拿着秒表记录皮肤变色的时间，当组织坏死发黑时，他们用木棍敲击僵硬的肢体，发出类似敲打冻肉的闷响。 这是731部队常规实验的日常场景，而更骇人听闻的罪行发生在隔壁的性病研究栋。 曾被迫参与实验的朝鲜裔少年李永浩（化名）战后回忆，他每天要推着餐车经过一条代号“黑巷”的通道。 某次送饭时，他瞥见房间里一名中国妇女被绑在妇科检查椅上，颈部锁着铁环。“她看起来不会超过20岁，眼睛盯着天花板一动不动，就像个破布娃娃。”李永浩颤抖着说，“后来我才知道，她们被注射梅毒螺旋体后，要定期接受溃疡面取样，直到器官溃烂死亡。” 1945年8月10日深夜，平房基地突然火光冲天，焚尸炉的烟囱持续喷涌着黑烟，但这次燃烧的不是“原木”遗体，而是成吨的实验记录。士兵们用铁锹将骨灰撒进松花江，爆炸声接连从细菌培养栋传来，石井正在执行军部的“彻底毁灭指令”。 三天的混乱中，最悲惨的是最后一批囚犯，当时关押的300多名“马路大”和600名劳工被集中到地下仓库，日军用氢氰酸毒气进行集体处决。 侥幸逃脱的劳工王亦栋回忆：“他们骗我们说地下室最安全，结果通风口冒出的白雾让人像被掐住喉咙，我踩着他人的尸体从排水沟爬出来，身后都是抓挠铁门的声音。” 而罪魁祸首石井四郎，此时正坐在飞往日本的专机上，他随身带着三个金属箱，里面是精心筛选的鼠疫、炭疽实验核心数据。 两个月后，东京郊外出现一座刻着他名字的空坟，而本应死亡的恶魔却正在与美军谈判代表讨价还价。美国德特里克堡的细菌战专家阿尔沃汤普森后来在备忘录中写道：“石井像推销员一样展示数据，唯一的要求是豁免全体成员战犯责任。” 这场肮脏交易让石井安度余生。他化名“东一郎”在东京开设私人诊所，1959年因喉癌死亡前甚至受洗成为天主教徒。 但侥幸逃脱审判不等于真相湮灭，1984年，日本学者在国立公文书馆发现标注“吉村班”的冻伤实验照片，2000年，哈尔滨平房纪念馆征集到带编号的囚禁脚镣，2018年，美国国家档案馆解密文件证实731部队曾用中国战俘测试手榴弹杀伤力…… 如今站在平房遗址上，只能看到复制的焚尸炉烟囱和万人坑纪念碑。但松花江水的流淌声里，似乎还夹杂着当年受害者的呜咽。那些被称作“原木”的人们，怀胎七月的母亲、渴望回家的战俘、还没看过电影的少年，他们不是冰冷数字，而是被军国主义碾碎的具体生命。 石井四郎们妄想用火焰掩盖罪行，却烧不化历史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