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民党的老警察厅长，到了68岁，还给伟人写信求工作。信里没拐弯抹角，直接说“我实在找不到门路了，只好来找你”。伟人原本最不喜欢这种事，尤其是打着“老关系”的旗号来办私事的。但这一次，他看完信后，沉默了几秒，最后却说了一句话：“把这事办妥，满足他一切要求。” 1950年当一封来自湖南的信件被毛主席看到时，他拿起了那封信，看到信的落款是刘策成，字迹虽显苍老却笔力遒劲，内容很直白：我实在找不到门路了，只好来找你，求一份能研究文史的工作。 这时的毛泽东，早已是新中国的领袖，自建国以来，求告信函络绎不绝，其中不乏打着老关系旗号谋私利的人，对此他向来坚决回绝。 延安时期，表兄文运昌求工作，他坦言这里仅有衣穿饭吃，待遇相同；外婆家十五人请求照顾，他更是批示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要说话的。 但这一次，他捧着信沉默良久，指尖划过刘策成三字，最终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把这事办妥，满足他一切要求。 这份破例的背后，是一段跨越三十余年的师生情谊与生死交情。 1916年的湖南第一师范，刚出狱的刘策成受校长孔昭绶之聘，站上了历史课堂的讲台，这位曾因反对袁世凯称帝入狱两年的革命者，学识渊博且爱憎分明，讲课从不看教材却能引经据典，被学生们誉为活历史。 课堂上，一个身材高大、眼神锐利的青年总是听得最专注，课后还常追着他探讨救国真理，这个青年便是毛泽东。 刘策成很快注意到这个身无半文学生，在日记本中由衷赞叹：润之，该生意气锐，思非凡，天纵奇才也，他将自己珍藏的《庄子集解》赠予毛泽东，二人常围坐探讨《庄子》中疾恶如仇，去除害马的思想，师生情谊在一次次思想碰撞中愈发深厚。 1920 年，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急需资金，写信向刘策成求援。彼时已任浏阳县县长的刘策成二话不说，倾囊送出 300 块银洋作为股金，解了燃眉之急。 这份情谊在革命危难之际更显珍贵，1923 年，时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因领导工人运动触怒了湖南省长赵恒惕。 在军警联席会议上，赵恒惕亲自部署搜捕行动，时任省警察厅长的刘策成恰好与会。散会后，他不顾自身安危，连夜派下属王建屏给毛泽东通风报信，让其及时脱险。 此后一年多时间里，这样的救援接连发生：为保护方维夏，他抗命不报信；毛泽东携杨开慧回湘养病遇险，他不仅送信预警，还送去 100 银元助其转移，这位国民党的警察厅长，用隐秘的方式守护着革命的火种。 晚年的他潜心治学，历时十年完成《庄子集解内篇补正》，却在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生计与治学的双重困境。 68 岁的老人不愿荒废学识，最终鼓起勇气给昔日学生写了那封求告信，还附上了自己的著作手稿。 毛泽东收到信后，当即于 1950 年 8 月 16 日复信：你要工作，不需来京找我，我跟湖南有关同志打了招呼，可去长沙找程潜。 刘策成依言前往，被安排为省参事室参事。可这份待遇优厚的职位，却无法满足他潜心治学的需求，他的《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仍需大量文献支撑，于是，他再次致信毛泽东，坦陈心愿。 1950 年 8 月 29 日，第二封回信抵达：先生欲为人民事业有所贡献，极为钦佩。地点拟以在长沙为宜，那里熟悉先生的人较多。 但半年过去，文史工作仍无着落。1951 年春，刘策成辗转来到北京，住进宝庆会馆再次求助。 这一次，毛泽东不仅转批周恩来妥善安排，还派工作人员将他接到惠中饭店，一切开支由自己承担，更送去衣服和零用钱，让他安心住下，到北京各处看看。 1951 年 2 月 14 日，第三封回信如约而至：大示所为《庄子集解内篇补正》收到，谢甚！工作一事已函告统战部李维汉部长，敬请与该部接洽。 经毛泽东亲自协调，周恩来亲笔签发聘书，特聘刘武先生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史研究馆馆员。当盖着鲜红印章的聘书送到刘策成手中时，这位古稀老人热泪盈眶，他终于能在文史馆安心治学了。 1953 年，《庄子集解内篇补正》由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被国家图书馆定为藏书，成为《庄子》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此后数年，刘策成在文史馆积极参与学术研讨，直至 1957 年病逝，享年 75 岁。 从湖南一师的师生初遇到中南海的破例相助，从革命年代的生死相托到和平时期的学术扶持，刘策成与毛泽东的故事，藏着最动人的初心。 毛泽东的破例，不是对私情的妥协，而是对恩师情谊的铭记、对救国旧恩的回馈，更是对人才的珍视。刘策成的 “求告”，不是趋炎附势的钻营，而是对学识的坚守、对报国的执着。 一纸书函，承载的是跨越半生的信任；三次复信，彰显的是伟人的温情与原则。这段往事早已沉淀在历史长河中，却在岁月洗礼中愈发清晰：真正的情谊，从来经得起风雨考验；伟大的人格，总能在公私之间彰显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