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村医守护乡村38年，为何仍是“临时工”？ 清晨六点，王建国背着磨得发亮的药箱走出家门，踩着田埂往村东头李奶奶家去。38年了，这个动作他重复了上万次——从青丝到白发，从背着药箱跑遍全村，到骑着电动车穿梭在乡间小路，他治好了村里三代人的感冒发烧，接生过二十多个孩子，守着这个两千多人的村子，成了乡亲们口中“比亲人还亲的王大夫”。可没人知道，这位守护了乡村大半辈子的“健康守门人”，至今仍是个没编制、没社保的“临时工”。 38年前，村里缺医少药，刚高中毕业的王建国跟着老村医学医，成了一名“赤脚医生”。那时没有工资，全靠村民凑的粮食和鸡蛋当“酬劳”，他却跑得比谁都快。半夜冒雨去给高烧的孩子输液，寒冬腊月蹚着雪水去给卧床的老人换药，谁家有红白喜事，他总先去把一圈人的健康安顿好。后来“赤脚医生”改成“村医”，他考了行医资格证，守着村里的卫生所，成了正规的“健康守护者”——可身份，始终卡在了“临时工”上。 他的工资，是每月800块的“基本补助”，加上偶尔给人看病的微薄诊疗费，一年到头挣不到两万块。没有五险一金，没有退休保障，唯一的“福利”，是卫生所那间十平米的小屋，既能看病，也能住人。有次他自己得了急性阑尾炎，做完手术第二天就撑着身子回卫生所——“村里就我一个医生，我不在，乡亲们找谁去？”有人劝他去镇上的医院当临时工，工资能翻三倍，他摇头：“我走了，村里老的老、小的小，谁管他们头疼脑热？” 不是没想过“转正”。这些年，他跟着政策考了好几次编制，可要么卡在“年龄超了”，要么卡在“学历不够”。年轻时没机会读大学，后来忙着给村民看病，更抽不出时间去考更高的文凭。看着身边比自己年轻的村医，有的托关系进了编制，有的干脆转行去城里开诊所，他心里不是不酸，可转头看见村口张大爷拄着拐杖来拿降压药，那句“不干了”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 乡村需要他，可制度似乎“忘了”他。这些年，国家喊着“加强基层医疗”，村医的待遇提了又提，可到了他这里，除了补助从500块涨到800块，啥也没改。他没有劳动合同，不算“单位人”，不算“个体户”，就像悬在半空的人——守着最需要医疗的乡村，却得不到最基本的保障。有次镇卫生院来检查，负责人拍着他的肩膀说“老王，你是村里的功臣”，可当他提起编制的事，对方却只说“再等等，政策快下来了”。这“等等”，就是十年。 去年冬天，他摔了一跤，卧床半个月。村里没人看病，乡亲们只能往镇上跑，来回二十多里路，冻得直哆嗦。有人给镇里打电话，说“赶紧给王大夫解决编制，不然我们没人管了”，可最后等来的，还是一句“会研究”。他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外飘雪，手里攥着泛黄的行医资格证，突然觉得有点累——38年，他把青春给了乡村，把健康给了乡亲，可自己的晚年，却连个安稳的保障都没有。 如今，王建国还是每天背着药箱出门。只是药箱里，多了一瓶自己的降压药；他的背，也比以前更驼了。乡亲们说“王大夫不能走”，他也说“我走了，你们咋办”，可他心里清楚，自己总有走不动的那天。到时候，这个村子，还能有第二个“王建国”吗？ 他不是个例。在全国，还有成千上万像王建国这样的老村医，他们守着乡村的健康防线，干着最累的活，拿着最低的工资，顶着“临时工”的身份，一站就是几十年。他们守护了乡村的岁月静好，可谁来守护他们的晚年安稳？38年的坚守，不该只换来一句“辛苦了”，更该换来一个“名分”——一个能让他们安心、让乡村放心的“名分”。 需要我针对文中“老村医编制困境”补充具体的政策建议，或者采访式地增加老村医的个人故事细节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