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国军中将吴石被捕，6月，以“叛国罪”被枪毙。在他死后一周，16岁的吴学成带着7岁的弟弟吴健成被赶出了出租房，流落台北街头，无人敢收留。 没人敢收留不是大家冷血，是当时台北的白色恐怖太吓人了——只要跟“叛国罪”沾边，谁沾谁倒霉，就算是没成年的孩子，也有宪兵暗地里盯着，没人愿意拿全家的安危赌一把。其实查台湾地区的《战后台湾白色恐怖档案》还有大陆的史料能明确查到，吴石根本不是“叛国者”，他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还顶着国军中将参谋次长的头衔，手里攥着台湾防务部署、兵力调配的核心情报，一门心思要传给大陆，就是为了早日推进国家统一，可这份大义，在当时的台北却成了“死罪”。 16岁的吴学成那时候刚读高一，之前跟着父亲吴石在台北的出租屋里过着安稳日子，每天放学还能帮母亲搭把手照顾弟弟，周末父子仨还会去附近的公园散步。可父亲一被捕，家里的天就塌了，母亲早几年在大陆病逝，家里就剩他们兄弟俩，没了顶梁柱，连房租都交不起。房东赶他们那天，脸涨得通红，手都在抖，不是狠心，是前一天刚有宪兵来盘问，说再留吴石家人，就以“同党嫌疑”抓他，最后只给了兄弟俩一个旧布包，装着两件打补丁的衣服和五块零钱，连吴石留下的旧钢笔都不让带。 吴学成牵着弟弟吴健成的手，一步一步挪出出租屋，街上的店铺都关着半扇门，路过的人要么低头快走，要么绕着他们走，没人敢多问一句。7岁的吴健成饿了就拽着哥哥的衣角哭，含糊地喊“要爸爸，要吃饭”，吴学成蹲下来，用袖子擦了擦弟弟的眼泪，自己的喉咙却堵得慌——他也想爸爸，可他知道爸爸回不来了，现在他是弟弟唯一的依靠，不能哭。 白天的时候，吴学成就带着弟弟去街边捡空瓶子、废纸，攒够了就换两个白面馒头，自己只吃小半个，剩下的都给弟弟；晚上没地方去，就躲在菜市场旁边的骑楼下，用捡来的破麻袋铺在地上，把弟弟搂在怀里挡风寒。有一次遇到父亲以前的老部下，是个姓陈的营长，远远看见他们兄弟俩，赶紧躲到电线杆后面，等巡逻的宪兵走了，才偷偷跑过来塞给他们一包饼干，转身就跑，跑的时候还回头喊“别跟人说见过我”——那时候就算是跟吴石有过旧交，都怕被安上“通共”的罪名，连偷偷帮忙都要提心吊胆。 吴学成没怨过那个老部下，他知道大家都难，更没怨过父亲。有天晚上弟弟睡着了，他摸着布包里仅存的一张父亲的小照片，心里憋着劲：爸爸是为了正经事走的，我得把弟弟好好带大，不能让他受冻挨饿，更不能让爸爸的心血白费。后来他找了个工地搬砖的活，16岁的年纪，个子还没完全长开，却要扛着几十斤的砖来回跑，手上磨出了血泡，晚上疼得睡不着，也不敢跟弟弟说，就偷偷用清水洗一洗。 工地的工头知道他是吴石的儿子，没赶他走，只跟他说“少说话，多干活，没人问就别提你爸”，偶尔还会多给他一碗稀粥。就靠着这份活，兄弟俩总算不用再睡骑楼下，能住在工地的简易工棚里，虽然还是苦，可至少有口热饭吃，有地方遮风挡雨。吴学成一直记着工头的情，也记着父亲的初心，后来不管日子多难，都没让弟弟学坏，还想着法教弟弟认字，就怕弟弟耽误了前程。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