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9岁少女被55岁祖公公叫进卧房，自此守寡84年，活到102岁，她不是皇后，也不是将军，却用一生守住了两个国宝。 1951年上海文物局办公室，潘达于打开蓝布包，露出两块棉絮。小心翼翼解开棉絮，大盂鼎的纹饰在灯光下显露时，工作人员都屏住了呼吸。 “这鼎在我家藏了几十年，现在该交给国家了。”她说话时，手指摩挲着鼎耳，那里有她小时候摸出的包浆。 没人敢问她藏鼎的艰辛，只看到她袖口磨破的补丁，和包里那把挂着红绳的铜钥匙——是当年锁藏鼎木箱的钥匙。 1944年苏州潘家老宅，暴雨冲塌了后院的地面。潘达于看着塌下去的小坑，心瞬间提到嗓子眼，下面埋着大盂鼎和大克鼎。她连夜叫上管家和两个老木匠，冒雨把鼎挖出来。 怕被日军察觉，她把鼎裹上旧棉絮，塞进堆放嫁妆的木箱。木箱锁上后，她把钥匙系在贴身的红绳上，连洗澡都不敢摘下。那时候日军刚搜查过潘家第六次，皮鞋声还在她耳边响。 1925年潘达于嫁入潘家时，嫁妆里有个紫檀木盒子。打开盒子，是祖公公潘祖年给她的一张纸，画着藏鼎的位置。“将来这鼎就交给你，绝不能让外国人拿走。”潘祖年的话，她记在心里。 没过几个月，丈夫病逝，19岁的她成了寡妇，守着空荡荡的宅子和沉甸甸的承诺。有次她在书房发现祖上传下的《鼎录》，里面记着大盂鼎和大克鼎的来历，她翻来覆去看，纸都被翻得发脆。 1937年日军占领苏州前，潘达于把鼎埋进后院。挖坑时，她让管家在旁边放风，自己和木匠一起铲土。鼎太重，几个人累得满头大汗，她却不敢停，只说“天黑前必须埋好”。 埋完后，她在上面种了棵桂花树，说“树在，鼎在”。后来有汉奸带着日军来搜，看到桂花树，以为下面只是普通树根，骂了几句就走了。 她看着日军的背影，手攥着钥匙，手心全是汗。 1960年潘达于收到博物馆的信，说大克鼎要展出。她特意坐火车去上海，在展柜前站了很久。有人问她“这鼎跟您有关系吗”，她摇摇头，只说“看它好好的，就放心了”。 离开前，她给鼎拍了张照，照片后来一直放在她的床头。有次孙子（潘家旁支晚辈）问她“为什么把鼎捐了”，她摸着孙子的头说“鼎是国家的，不是咱家的”。 1990年潘达于已经84岁，还能清晰记得藏鼎的细节。她跟博物馆的研究员说：“埋鼎的时候，下面垫了三层木板，怕受潮。”研究员按她说的去查，果然在鼎底发现了木板残留的痕迹。 她还捐出当年藏鼎用的棉絮，现在成了博物馆的辅助展品。有人劝她写本回忆录，她却说“不用写，鼎在，我的故事就在”。 2007年潘达于病重，让管家把钥匙交给博物馆。“这钥匙跟了我一辈子，现在该让它陪着鼎了。”她临终前，手里还攥着那张鼎的照片，照片边缘已经磨损。 葬礼很简单，只有潘家的人和博物馆的代表参加。博物馆送来花圈，挽联上写着“文物守夜人，潘达于先生千古”。 如今，那把铜钥匙放在上海博物馆的辅助展柜里。旁边的说明牌上写着：“1925-2007，潘达于用这把钥匙，守护西周大盂鼎、大克鼎82年。” 常有游客驻足看钥匙，听讲解员讲潘达于的故事。而大克鼎和大盂鼎，分别在上海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每年接待数百万游客。 鼎身上的铭文，记录着西周的历史；而潘达于的故事，记录着一个普通人对文化的坚守——她没留下多少话，却用一生证明：守护国宝，就是守护民族的根。 参考文献：《国宝100》，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