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泉州解放，叶飞连忙派人去接自己21年未见的养母，没想到警卫员太冒失，他去接人，见面就说：“走吧，叶司令要见你。”养母慌张追问：“叶司令是谁？我不认识啊。” 要说清这事儿，咱们得把时钟往回拨很远。叶飞将军的身世，本身就挺传奇的。他父亲叶荪卫，是当年千千万万下南洋谋生的福建人之一。在老家，他有位结发妻子，就是后来独自撑起一个家的谢宾娘。 叶荪卫到了菲律宾，为了站稳脚跟，入赘当地一户人家，娶了个菲律宾姑娘，生下了两个儿子。次子，就是后来的叶飞，当时的菲律宾名字很长，中文名叫叶启亨。你可以想象，叶飞从小长得就有点“洋娃娃”的样子，血统里带着海岛的风。 父亲心里始终记挂着中国的根。在叶飞5岁那年，叶荪卫做了一个重大决定：把两个儿子送回福建老家，交给原配妻子谢宾娘抚养，让他们接受正统的中国教育。 当谢宾娘第一次见到这两个孩子时，她没有半点嫌隙。特别是对这个皮肤白净、眼睛又大又亮的小儿子启亨，她倾注了全部的母爱。家里穷，吃穿都紧巴巴，但只要有一口好吃的，她准会塞到启亨的碗里。在那个年代，一个女人拉扯两个并非亲生的孩子，其中的艰辛，咱们今天的人很难完全体会。谢宾娘给叶启亨的，是一种最质朴、最坚韧的爱，是土地一样厚重的母爱。 就这样，叶飞在养母的身边，从一个说着蹩脚闽南话的“番仔”，长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闽南少年。他身上流着菲律宾的血，心里却扎下了中国的根。这份根，是养母谢宾娘一针一线给他缝进衣服里，一粥一饭喂进肚子里的。 日子如果就这么过下去，叶启亨可能会成为一个教书先生，或者继承家业。但他偏偏生在了一个风云激荡的年代。在厦门上中学时，他接触到了革命思想，那些关于解放、关于平等的道理，像火种一样点燃了他年轻的心。 14岁，一个我们现在看来还是孩子的年纪，叶飞做出了一个改变一生的决定——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投身地下革命工作。他知道这条路有多危险，一旦暴露，不仅是自己，还会连累家人。为了保护养母，他想出了一个办法。 有一天，他跟谢宾娘说：“娘，我想去日本留学。” 谢宾娘虽然不懂什么大道理，但她知道读书是好事。她砸锅卖铁，东拼西凑，给儿子准备了行囊。她哪里知道，儿子的这句“留学”，其实是一个善意的谎言。这一去，不是东渡日本，而是投身于一场不知归期的革命。 叶飞走了。从此，谢宾娘的世界里，就只剩下无尽的等待。她不知道儿子在哪，过得好不好，是死是活。她只能在每个深夜，对着窗外的月亮，默默地为他祈祷。村里人风言风语，国民党也三番五次来家里盘查，说她的儿子是“共匪”。但每一次，这个瘦弱的女人都挺直了腰杆，坚称：“俺家启亨是好孩子，他不会做坏事！” 二十一年，足以让一个婴儿长大成人，也足以让一个母亲的黑发变成白霜。这期间，叶启亨成了叶飞。他在闽东的深山老林里打过游击，在抗日战场上与日寇浴血奋战，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成长为一名智勇双全的高级将领。他成了那个让敌人胆寒的“叶司令”。 可是在谢宾娘的记忆里，他永远是那个需要她照顾的小儿子“启亨”。她不知道儿子改了名字，更不知道他成了多大的官。她只知道，自己的儿子出门“留学”，还没回来。 所以，当1949年那个警卫员莽撞地喊出“叶司令要见你”时，谢宾娘的反应，其实再正常不过了。“叶司令”是一个属于战场的、公共的符号，而“启亨”才是属于家庭的、私密的称呼。 这位母亲的世界里，只有儿子，没有司令。 后来，警卫员没办法，只能把情况报告给叶飞。叶飞听后，眼圈瞬间就红了。他什么也没说，立刻换上便装，亲自赶回村里。 当叶飞站在那间熟悉的茅草屋前，看着那个佝偻着背、满脸疑惑的母亲时，他再也忍不住了，冲上前去，一把跪倒在地，声音哽咽地喊道：“娘，是我，我是启亨啊！” 谢宾娘浑身一震，她颤抖着手，仔细端详着眼前这个满脸沧桑的中年男人。二十一年的岁月，早已改变了他的容貌，但那眼神，那声“娘”，是刻在骨子里的。她又一把掀开叶飞的衣袖，看到了他手臂上儿时留下的伤疤。 那一刻，所有的疑惑、惊恐都烟消云散，只剩下决堤的泪水。母子俩紧紧地抱在一起，哭得像个孩子。这二十一年的思念、担忧和委屈，都在这一刻得到了释放。周围的乡亲和战士们，看着这一幕，无不潸然泪下。 叶飞与养母的故事，是那个大时代下一个家庭的缩影。它告诉我们，无论一个人走多远，取得多大的成就，在他母亲的眼里，他永远是那个需要关心的孩子。“将军”的铠甲再坚硬，也抵不过一声“儿子”的呼唤。 这个故事里，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只有最平凡的母子情深。谢宾娘不懂革命，但她用自己最朴素的方式，守护了革命的火种。叶飞戎马半生，心里最柔软的角落，也始终为这位养母保留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