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4日，越南北部重镇谅山被我军攻克，首都河内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巨大压力，在次日便匆忙的展开全国总动员，并在河内举行了誓师大会。 1979年3月4日，我军攻克了越南北方的军事重镇谅山。这地方有多重要？打个比方，它就是越南首都河内的北大门，门一破，院子就一览无余了。谅山往南，是一马平川的红河平原，特别适合咱们的装甲部队撒开了跑。当时，别说是我军前线的战士，就连河内的外国使馆和越南老百姓都觉得，解放军的坦克开进河内只是个时间问题了。河内城里一片恐慌，人们忙着撤离，越南政府也在第二天，也就是3月5日，火急火燎地搞了个全国总动员。 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一场“直捣黄龙”的大戏即将上演时，北京方面却平静地发布声明：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预期目的已经达到，我军从即日起开始撤军。 这一下，全世界都愣住了。到嘴的肉怎么就不吃了？这背后，藏着的可是教科书级别的大国智慧和战略定力。 时间拨回到1978年12月，中央军委开会的时候，就已经给这场战争定了调：这是一场有限的、惩罚性的还击战。说白了，就是去“教训”一下那个忘恩负义、越来越不听话的“小兄弟”，不是为了占领他一寸土地。 当时定下的军事目标非常明确：打掉越南北部边境一线的精锐部队，摧毁他们针对我们修建的军事设施和防御体系。攻克高平、谅山一线后，无论战况多顺利，都立刻收兵，绝不恋战。 从2月17日开战到3月5日宣布撤军，短短17天，我军已经把越南北部的几个省搅了个天翻地覆，重创了越军4个王牌师和10个团，歼敌数万人。那些曾经被他们吹嘘为“牢不可破”的边防体系，被我们砸得稀巴烂。从军事角度看，预定目标已经超额完成。这时候收手，恰恰是严格执行了预定计划。再打下去，战争的性质就变了，从“自卫还击”变成“侵略”，这不符合我们一贯的立场，也会在国际上授人以柄。 当然，光有计划还不够，还得看越南到底做了什么，让我们非得出手“教训”一顿。这口气，实在是憋了太久了。 从1975年越南统一开始，黎笋集团就开始了疯狂的排华行动，把几十年来支援他们建设、和他们并肩战斗的华侨当成敌人。到1978年底，有超过20万华侨被驱逐，毕生积蓄被抢掠一空。更过分的是，他们在边境上不断挑事，推倒界碑，蚕食我们的领土，制造了上千起流血事件，打死打伤我方军民三百多人。这已经不是小打小闹的摩擦，而是赤裸裸的侵略行为了。 我们一直本着和平的原则，反复谈判，苦口婆心地劝，但对方就是油盐不进。在这种情况下，常规的外交手段已经失效了。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1月底访问美国时，就对世界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对于越南，没有必要的教训，恐怕任何其它方式都不会收到效果。” 大国说话，一口唾沫一个钉。既然说了是“教训”，那就得点到为止。我们的目的是打痛他，让他长记性，知道中国不是好欺负的，而不是要 его 命。如果真的打下河内，推翻他的政权，那不仅有违我们的人道主义精神，也会让我们自己陷入越南这个泥潭，得不偿失。 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让我们必须速战速决，那就是我们北方邻居——苏联。 当时的中苏关系，大家都懂，可以说是降到了冰点。而越南呢，正好投靠了苏联，成了苏联在东南亚制衡我们的“马前卒”。越南敢这么嚣张，背后最大的靠山就是苏联。我们打越南，苏联会不会插手？这是我们必须考虑的头等大事。 开战前，苏联和越南就已经签订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互助条约。战争一打响，苏联的反应虽然口头上强硬，但行动上却很克制，只是派了些顾问和侦察船，在北方边境搞了些小动作。但如果我们真的长驱直入，试图打下河内，就很难说苏联会不会有更激烈的反应了。一旦苏联介入，我们就会面临南北两线作战的危险境地。 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了，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把一场有限的边境冲突，升级为可能拖垮国家经济的全面战争，这笔账怎么算都划不来。所以，在达成战略目标后迅速撤军，也是为了防止战争规模扩大，避免把苏联也拖下水，这是一种极为高明的战略考量。 最后，我们得回到战场本身，算一笔最现实的账，伤亡。 这场战争虽然我们打赢了，但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根据战后统计，我军牺牲了六千九百多人，负伤一万四千多人。 我军的装备当时也谈不上先进，很多还是老旧的苏式装备，跟越南人手里那些经过越战考验的美式、苏式装备比，并没有优势。我们的胜利，更多是靠着顽强的战斗意志、灵活的战略战术和压倒性的炮火优势取得的。 所以，1979年3月5日的撤军，绝不是一时的冲动或胆怯。它是一次经过深思熟虑、综合了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战略决策。这背后所展现的，是一个成熟大国在处理复杂国际问题时，所应有的清醒、理性和果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