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胜利后，我党准备清算青帮老大。助手问陈老总:“还有个叫顾竹轩的怎么处理？”没想到，陈老总摇摇头说:“这位大亨不能动！” 当时的上海就是个“瓷器店”，陈毅要“捉老鼠不砸瓷器”，五六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里，青帮门徒渗透在工厂、码头、人力车这些行当里，真要是逼急了，随便砸几台机器、堵几条马路，刚接手的城市就得停摆。 顾竹轩跟黄金荣那种靠鸦片、赌场发家的不一样，他是“江北大亨”，徒弟几百号人，还当着上海人力车公会主席，闸北的黄包车夫大半都听他的。解放前夕他就放话让门徒“不许瞎闹”，要是真把他抓了，这群没了管束的车夫说不定得闹出乱子，反而给接管工作添堵。 更别说他还是苏北旅沪同乡会主席，上海的苏北籍民众占了不小比例，稳住他就等于稳住了一大块民心，这种时候团结比清算管用多了。 日军占领上海后，伪警察局局长卢英拉他当汉奸，他硬邦邦顶回去“我死也不当汉奸”，转头就利用帮会控制的码头，把药品偷偷运去苏北新四军根据地。有次苏北的新四军干部来上海开刀，他直接藏在自己家里，日军宪兵队找上门搜查都没找到，后来还把十五岁的小儿子送去了苏北根据地参军。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他的天蟾舞台干脆成了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二楼经理室天天有人碰头，警察里不少是他的徒子徒孙，压根没人敢进去查。他侄儿顾叔平是地下党，要竞选榆林区副区长搜集情报，他亲自带着同乡会和门徒四处奔走拉票，硬是帮着选上了。这些事儿党组织都记着，清算名单里本来就没他的位置。 更现实的是，顾竹轩手里的实业对恢复上海经济有用。他从拉黄包车起家，后来盘下了德商的黄包车公司，又开了轮船公司、南货店、玻璃厂，天蟾舞台更是当时上海戏曲界的龙头，梅兰芳、马连良这些名角都爱往那去。 刚解放的时候，工厂要开工、商店要营业，顾竹轩的这些产业里雇着上千号工人，要是动了他，这些厂子万一停工，上千家庭就得没饭吃，本来就紧张的民生又得雪上加霜。陈毅心里门儿清，接管城市不光要抓坏人，更要保生产、稳民生，顾竹轩这种能带动就业、还懂实业的人，留着比清算价值大得多。 那会儿我党在上海的统战策略就是“以特制特”，连曾经叛变的特务都能争取过来交代潜伏据点，更别说顾竹轩这种有过实际贡献的人。后来陈毅还专门去天蟾舞台看他，邀请他参加上海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既是肯定也是信号。果然顾竹轩没让人失望，镇反运动时主动交代帮会经历，还继续约束门徒安分守己，等于给其他帮会分子立了个“回头是岸”的榜样。 说到底，不动顾竹轩从来不是讲情面，而是算透了利弊的战略选择。既用他的声望稳住了帮会和同乡群体，又借他的实业帮着恢复经济，还能给其他中间势力传递“团结大于清算”的信号，这步棋走得又稳又准，也难怪陈老总一口咬定“不能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