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86年，杨振宁来看望癌症晚期的邓稼先，眼见邓稼先情绪不错，杨振宁开玩笑地说：“你搞原子弹、氢弹，国家给了你多少奖金？”听了邓稼先的回答，杨振宁当场呆愣在原地：怎么才二十元。 1979年，一次氢弹空投试验因为降落伞故障，导致氢弹坠地没有爆炸，弹片散落在戈壁滩上，所有人都因为担心辐射而犹豫不前。 邓稼先却不顾众人劝阻，只穿着普通防护服就冲进了辐射区，亲手捧起了带有强辐射的弹片仔细检查，他知道弹头里的钚239辐射极强，也清楚国家为研制这颗弹头投入了多少成本。 这次举动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他多年工作状态的常态，事后回到北京检查，他的尿液里检测出强放射性，肝脏严重受损，多项身体指标都出现异常。 从那以后，邓稼先的健康状况就再也没有好转过，直到1985年，他被确诊为癌症，即便如此，他心里还一直惦记着工作。 医生让他好好休息，他就偷偷把工作资料藏在病房的衣柜里，趁人不注意的时候继续整理，有张他和杨振宁的合影，当时他口鼻还渗着血，却依然笑着，他就是这样用自己的身体健康，换来了国家核事业的发展。 要理解这二十元奖金的意义，得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那个年代物质条件匮乏，但人们的精神力量很强大，许多重大工程都是靠着简陋的工具和坚定的信念完成的。 核武器的研制基地在罗布泊，那是一片荒凉的沙漠，科研人员喝的水，是冬天储存起来、到夏天融化后还漂着蚊子尸体的冰水。 吃饭时，大家会把有营养的食物留给一线科研人员，自己只能靠喝酱油、含蜜枣来补充体力。但这些还不是最困难的。 1959年，苏联专家突然撤走，还留下话：“离开我们，你们根本搞不成核武器。”当时的科研团队面临着完全一穷二白的局面，邓稼先带着一群年轻人开始攻坚克难。 没有超级计算机，他们就用手摇计算器和算盘来演算数据，用过的草稿纸堆得从地板到了天花板，为了确保核心数据准确，仅仅一个小数点，他们就反复演算核对了九遍。 有一次，邓稼先因为过度劳累，站着给大家讲解问题时，讲着讲着就睡着了，他们最终算出的结果，和苏联专家留下的数据不一致，但大家经过反复核对后，选择相信自己的计算结果。 而这一切的付出，都始于1958年的一个决定，当时26岁的邓稼先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被称为“娃娃博士”，刚从美国回来不久。 在美国时，他拒绝了导师的挽留毅然回国，当时最大的心愿就是和妻子许鹿希安稳地生活，能经常手挽手在林荫道上散步。 平静的生活被钱三强的一个邀约打破了，钱三强找到他，神秘地说国家要“放个大炮仗”（指研制核武器），问他愿不愿意参与。 邓稼先一开始有些犹豫，觉得自己可能难以胜任，但最终还是答应了，那天晚上，他一夜没睡，最后只对妻子说了一句：“以后，我的生命就奉献给这个工作了。”从那一刻起，他就走上了一条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回报的道路。 所以再看这二十元奖金，它从来都不是一份普通的报酬，更像是一枚荣誉勋章，它无法弥补邓稼先失去的健康，也换不回他缺席的家庭时光，但它见证了一个人的生命与国家命运之间深刻的联结。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邓稼先平静地说出“死而无憾”四个字，他心里的价值标准早已给出了答案，这个答案既回应了杨振宁当时的震惊，也诠释了他一生选择的意义。 主要信源：（北京日报——“原子弹十块钱，氢弹十块钱。”纪念“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诞辰九十八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