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临终前的两个电话，为何会选择打给他们？交代了哪些后事？ 1950年6月10日早上，台北马场町看守所，行刑通知已经到了，时间压在中午，院子里空气闷着，脚步声轻，门口守的人眼神不多，吴石起身，提了两件事，洗脸刮胡子，打两个电话，警总那边对视一眼，拖了会儿，还是点头，让他去做。 两个号码拿到手上，没找亲属，也没找孩子，拨出去的，是周至柔，是陈诚，这两个人名摆在那儿，关系够近，位置也够高，先接到的是周那头，保定军校同窗，当年病得下不了床，是他背着进医院的，抗战岁月里也一起办过事，按常理一句寒暄总能说上，话筒那头只抛回来四个字，我在开会，电话断掉，屋里一阵安静，旁边的人没插话，手表滴答走，像是这个场子里该有的声音。 这会儿身份标签贴死了，共产党潜伏高层，泄密大案的主犯，中央批了的必杀之列，谁接他电话，哪怕一句问候，口风传出去容易出事，周至柔那段时间刚被重新起用，位置往上走，身上不敢有一点印，动作冷，倒也合规，吴石不见得不懂，只是想看一眼，过往这层交情还能不能撑到今天，结果清清楚楚，撑不到，话也就停在那一刻。 第二个电话拨给陈诚，称呼用的是辞修兄，这个名字分量不同，国府里的二号人物，蒋介石信得过，军政系统有人脉，保定同学关系在前，最要命的是有生死债，战场上捞过命回来，这种账不写在纸上，记在心里也跑不掉，电话接通，陈诚顿了一下，没挂，没转，直接对话。 后事说得利索，老婆身体不济，孩子年纪小，人在台湾没有依靠，盼你照应，身份不再解释，立场不再辩白，你知道我是什么人，我做的是我认定的事，没后悔，语气不求，也不硬，只把话摆平，交代给能办的人去办，陈诚那边收住，回了一句，你放心，我会处理好，通话就这么收尾。 往后几年，处理这两个字落成了具体的安排，吴健成进了台大，后来又被悄悄送去美国读书，家里生活有人看着，钱从哪儿出不写名，不留条，门口没有人盯着贴标签，报纸上没有文章点名，家属像被遮了一层纱，看得见又够不着，该过日子的人能过下去，陈诚不把这件事往外讲，不写信，不留痕，话在电话里说过，事情在桌下做完。 一直有人问，他为啥不走，渠道有，飞机也能调，照日程推一推是能避开这一天的，案子早就塌了，蔡孝乾那条线断了，情报网面上地下都露了头，往后每一步都踩在亮处，他留在台湾不动，收东西，交清名单，是往后拖一点时间，护住还没暴露的人再转一下，挪一挪位置，电话不是临时起意，想好打给谁，心里早有账。 第一个电话像把刀划过旧账本，你接不接，态度摆在那里，接不到就到此为止，第二个电话像把筹码压给一个人，你欠的命摆在那里，能不能兑看你诚信，两个号码，一去一回，一个断在铃声后，一个沉到生活里，午时到了，他刮过胡子，衣扣扣好，走到那块地上，没多说一句话，蒋介石亲批的应即枪决，程序走完，纸面上的结尾落下。 留下来的，不在墙上，不在碑上，倒在两通电话里接续着，人情和信义那种东西，不能成文，也不好宣讲，往往不值钱，可有时能护命，政治的风口里话少事密更管用，吴石不是爱用大词的人，不拿理想当口号，他做这行，早知没有好下场，该来的终究来了，不求情，不喊冤，最后想确认的，只是还有谁记得那段同窗同袍。 “无他，烦请转告周至柔不必介怀，同窗一场，也算圆满”，这句留下，既像道别，也像把门关上给对方留一步，谁能做什么心里都明白，不必再推，陈诚那边接了托付，押的不是权，是信誉，这一回押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