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新四军情报员周迪道被捕后，很快选择投降，不久，他给上级写了一封信：“日军争取我投降，我无法逃脱，不如将计就计！” 咱先澄清个关键史实，周迪道可不是普通情报员，他1927年就入了党，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四明山革命根据地南山财经委主任，专门负责为新四军筹集军费。他被捕是在1943年上半年，在陆埠筹款时被日军抓获，不是1944年，这时间线得掰扯清楚 。 刚被捕那阵，日军没对他动大刑就劝降，他当场“应下”的举动，别说敌人犯嘀咕，连咱们自己人都懵了。浙东纵队司令何克希一开始都以为他真叛变了，毕竟他手里攥着不少地下组织的机密。谁能想到，这是他早就盘算好的险棋。 他借着日军让他“表忠心”的空档，偷偷写了封密信，托丈亭的一个乡长转交给浙东区党委政委谭启龙。信里除了那句“将计就计”，还加了句狠的：“如认为不妥，我即可与敌人一拼”。谭启龙立刻找反间谍专家丁公量商议，两人都觉得这是打入日军宪兵司令部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当即批准了计划 。 这操作在当时太反常了——同期被捕的同志要么硬抗牺牲，要么真投降，他这“秒降”的态度，连日军思想科科长铃木佐一郎都怀疑。铃木专门设了套，让他去妓院、赌场“放松”，派特务盯着看他露不露马脚。周迪道心里门儿清，给妓女多塞钱做样子，赌场里点到为止，硬是没露出半点破绽。 更绝的是他建的“400反间谍小组”。他借着“发展下线”的由头，把9名同志陆续安插进敌营，自己化名朱人达当组长，代号401，组员都用40X编号，对外号称“宪兵队密探朱家” 。为了站稳脚跟，他们专给日军送“过期情报”——比如新四军开完会了，才把“开会地点”报上去，日军每次扑空还挑不出错，只能夸他“办事得力”。 日军后来派了个真叛徒李平安盯他，想试探他的底细。周迪道干脆顺水推舟，伪造证据诬陷李平安是新四军卧底，组员们统一口径指证，愣是让日军把这个叛徒枪决了，这下彻底打消了敌人的疑心。这一手“借刀杀人”，比硬拼硬打高明多了。 潜伏期间最惊险的是运炸药。1944年底，上海地下组织给根据地送了批造手榴弹的炸药，任务落在他和组员徐笑奇身上。他俩借着陪日军特高课科长木场去上海的机会，把炸药装在手提箱里。遇检查时，周迪道直接把箱子塞给木场，一句“您帮我拎上车”，靠着敌人的身份混了过去。 没人知道他那段日子有多煎熬。表面上要跟日伪头目吃酒赌钱、称兄道弟，暗地里得把日军的粮草库位置、扫荡路线记在心里，借着送菜的机会塞在萝卜坑里传出去 。这种“同流不合污”的分寸，比上战场拼杀难十倍。 直到1945年日军投降，大伙才知道他的真正功劳：不仅给根据地送了无数关键情报，还策反了60多名日伪官兵，带着电台、枪械归队，连日军特务头子铃木到最后都把他当“亲密战友” 。这哪是软骨头？这是把身家性命赌上去的硬气。 有人说他这招太冒险，可对比1943年苏中汤景延团的诈降潜伏就知道，这种“打入敌腹”的斗争，本就是用勇气换生机的活计 。没有他豁出去的“投降”，哪有后来扭转战局的情报？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