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日寇将我国著名科学家吴树德用油布死死地包裹起来，随后将油布点燃。吴树德疼得又喊又叫，日寇却在一旁拍手叫好，残忍程度令人发指…… 1918年，在天津的杨柳青镇，子牙河畔，建起了一个水文站——杨柳青水文站。这就是吴树德工作的地方。 水文站，干嘛的？说白了，就是量量水位、测测降雨、记记气象。在和平年代，这就是一份枯燥、精细、甚至有点“书呆子”气的工作。每天和数据打交道，风雨无阻。 吴树德，就是这个站的工程师。 1937年，卢沟桥事变，天津很快沦陷。这下，整个华北都乱了。 日本人来了，很多人选择了“跑”。跑回老家，跑去后方。 但吴树德和他的几个同事，比如测候员金海祥、于鸿猷，他们没跑。 他们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很“傻”的决定：继续观测。 为了避开日本人的锋芒，也为了不让宝贵的设备和资料落入敌手，吴树德想了个办法，他把实验室和设备，悄悄搬到了当时的法租界。 在那个年代，租界是个很微妙的地方。理论上是外国地盘，日本人虽然眼馋，但一时半会也不敢随便闯进去。 吴树德就在这个“孤岛”上，和他的同事们，像一群潜伏者，继续着他们在外人看来“毫无意义”的工作。 吴树德他们到底图啥？ 咱们聊聊，他那些数据，在战时到底值多少钱。 水文数据： 日军要调动大部队，尤其是在华北这种河网密布的地方，必须考虑渡河、舟桥。吴树德的数据能准确告诉后方，哪条河什么时候涨水，什么时候枯水。 这直接影响日军的“扫荡”和“清乡”。 咱们的军队反过来，也能利用这些数据，知道什么时候适合设伏，什么时候适合转移。 气象数据： 这在当时，对空军来说就是命脉。 重庆大后方要派飞机轰炸日军在华北的据点，必须知道天气。没有吴树德他们从一线传回的精确气象数据，飞机很可能空手而归，甚至有去无回。 吴树德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普通科学家”，他们是在日军心脏里插了一个情报站！ 他们没有电台，没有密码本（至少明面上没有），他们用的武器，就是水尺、风向标和那本厚厚的观测日志。 根据史料记载，吴树德和他的同事们，一直“定期向重庆大后方提供水情数据”。 在日军眼里，这比在街上开黑枪的抵抗分子还要可恨。开枪的只能打死一两个士兵，吴树德的数据，却能影响一场战役的走向。 吴树德在租界的“安全”，只维持到了1943年。 这一年，国际战局大变。9月，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垮台，投降了。 轴心国这艘破船，眼看就要沉了。日本人彻底撕破了脸，他们冲进了以前不敢动的法租界，开始了大搜捕。 吴树德和他的“情报站”，彻底暴露了。 1944年4月15日，日本宪兵队冲进了实验室，逮捕了吴树德、金海祥和于鸿猷。 日本人很清楚吴树德的价值。他们没有马上杀他，而是开始“攻心”。 跟咱们在电影里看的一样，先是“胡萝卜”： “吴先生，你是个人才。何必给那个腐败的重庆政府卖命？来帮我们‘建设大东亚共荣圈’。” 许诺他高官厚禄，优厚的薪水，最好的科研条件。 吴树德的回应，和所有我们知道的英雄一样：断然拒绝。 用他的话说：“我就是死，也绝不会做汉奸，为日本人工作。” “胡萝卜”不好使，日本人就拿出了“大棒”。 各种酷刑，老虎凳、辣椒水……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折磨，吴树德和他的同事们都受了一遍。 仅仅被捕6天后，他的同事，测候员金海祥，就“不堪忍受日军的毒刑，头撞狱门而死。” 金海祥的死，是日本人的残暴罪证，也是给吴树德的最后通牒：看，这就是下场。你再不招，你也是一样。 但他们低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骨气”。 史料记载，吴树德在严刑拷打下，始终一言不发。这下，日本人彻底破防了。 他们发现，他们抓不住这个人的灵魂。他们可以摧毁他的身体，但无法征服他的意志。 1944年4月24日。 距离吴树德被捕，仅仅9天。 日本人决定用最极端、最残忍的方式来处决他。他们要的不是他死，他们要的是一种“表演”——一种震慑所有敢反抗他们的中国人的恐怖表演。 于是，发生了标题里那一幕。 他们把吴树德押到刑场。 他们找来了油布。这东西在水文站很常见，是用来防水的。 他们用本该保护科研器材的油布，死死地包裹住这位科学家。 然后，浇上汽油，点燃。 火焰瞬间吞没了他。 吴树德疼得又喊又叫，日寇却在一旁拍手叫好。 日寇的“拍手叫好”，真的是在“庆祝”吗？ 我倒觉得，那是一种极度心虚和恐惧的表现。 他们怕什么？他们怕吴树德这种“不怕死”的精神。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高官厚禄收买不了他？为什么酷刑折磨不死他？ 他们点燃的，是一个科学家的肉体。 他们想烧掉的，是中国人的抵抗精神。 但他们失败了。 吴树德在烈火中，发出了最后的呐喊。史料记载：“临死他仍在高声骂贼，直至气尽身亡。” 吴树德牺牲时，年仅43岁。 抗战胜利后，吴树德、金海祥两人被认定为“抗日殉国忠烈”，入祀天津市忠烈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