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国民党上将孙震带着五百两黄金飞逃台湾，临走时将部队指挥权交给了侄子孙元良。孙元良召见手下开会，叫嚣说：“打，必须打下去。” 话音落在会议室里的那一刻，并没引起掌声，反倒让在座军官对望着互相摇头。孙元良察觉情绪不对，却又拉不下脸往深里问。他想借这句硬话稳住局面，却忘了部队早已被前线失利和高层混乱折腾得人心涣散。会议开到一半，几名团长干脆出门找董宋珩商量对策，气氛彻底失控。 那天上午，董宋珩从什邡方向送来一支箭，箭上绑着信，说41军和47军已决定不再执行孙元良的调兵计划。如果孙元良带兵靠近，他们就按照起义部队对待。一旁的参谋看完信立即劝孙元良撤回驻地。孙元良沉默许久，最终下令掉头。 两天前，孙元良接到胡宗南的命令，要他向成都集中力量。他即刻召集军官听令，却被质疑声打断。有军官说成都已经守不住了，去那边不过是凑数等死；有人抱怨胡宗南把自己信得过的部队都提前调走，只留下他们去当挡箭牌。孙元良被声音逼得喘不过气，又不能当场发作，只能硬撑着宣称命令必须执行。这次会议后，他的指挥权已被军官们暗中架空。 真正影响局势的人是董宋珩。他早就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准备在合适时机带兵起义。川鄂边区绥靖公署内部，他与曾甦元保持密切沟通。曾甦元在41军和47军极具威信，这两支部队在川军体系里根深蒂固，情绪比孙元良麾下的改编部队稳定得多。 几位军长凑到他的房间，问的是同一个问题：还能不能继续跟国民党走下去。曾甦元不敢独自拍板，于是带他们去见董宋珩。那次密谈后，三人心里都有答案。 1949年底国民党在大陆已全面崩溃，多处防线先后被突破。四川成为最后区域之一，各派系之间互不信任，军阀旧部心思各异。中央军、川军、改编师之间缺乏统一指挥。 孙元良虽然是黄埔一期出身，自认资历足够压阵，却没意识到他的兵与他心不相连。川军系军官按地方利益判断；中央军军官求的是活路；老兵只是想回家。这样的结构根本撑不住一纸命令。 当起义在什邡公开后，局面彻底定型。解放军很快进驻成都，董宋珩站在前排宣读起义通电。部队无冲突移交，民众夹道欢迎。孙元良则在混乱中脱身，被司机带离驻地，藏在成都郊区的农户家里，等到风声缓了才设法逃往香港，再辗转到台湾。 这一连串事件拼合起来，才真正还原了那句“打，必须打下去”。孙元良并非真想打，他只是想维持住一个已经无法维持的架子。他拥有战术训练，却没有面对崩盘局面的能力；握着兵权，却不了解兵心。在四川局势面前，他的喊话毫无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