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一直以来，对于白求恩，我们宣传的都是他如何高尚、如何伟大，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且拼尽全力救治中国人？ 白求恩出身医学世家，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拥有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的头衔，是蒙特利尔知名的胸外科专家，还发明了十几种医疗器械。 以他的专业背景和成就，本可以在西方过上富裕优渥的生活，跻身名利场，但他的价值观与当时西方的医疗体系和社会现状格格不入。 早年在底特律行医期间，白求恩经常接触到贫民窟里的车厂工人，他坚持每周六免费义诊，却无奈地发现，贫穷的患者即便患上肺结核这样的疾病，也因无力支付医疗费用而只能等待死亡，而富裕阶层却能通过昂贵的治疗得以存活。 这种医疗资源分配的极度不公，让他深感痛心，后来，白求恩自己也患上了肺结核，这场大病让他更深刻地意识到，疾病的治疗与否竟分 “穷人版” 和 “富人版”，这本质上是社会制度的顽疾。 为了寻找解决之道，他卖掉汽车前往苏联考察，回国后便公开呼吁 “要把盈利从医疗中踢出去”，主张医疗应该为所有人服务，而非只为富人提供保障，这一观点与当时西方主流的医疗体系和精英阶层的利益相悖，他最终被本地医学会排挤出去。 1936 年 10 月，白求恩辞去了加拿大的高薪职务，率领医疗队前往西班牙，支援当地的反法西斯斗争。 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他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辆战地流动输血车，解决了前线伤员因不能及时输血而死亡的难题。 尽管这段经历让他积累了战地医疗的经验，但他依然觉得自己的努力如同 “棉花上打拳”，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不公的现状，无法真正实现自己的理想。 1937 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白求恩密切关注着中国的局势，他认为中国的反法西斯斗争是正义的，而且这里的人民和军队最需要医疗支援。 当时的中国抗日根据地医疗条件极为简陋，缺医少药，伤员死亡率很高，这让一直希望将医疗技术用于正义事业、帮助真正需要的人的白求恩看到了践行理想的方向，于是，他毅然决定前往中国，将自己的医疗技术和经验带到这片急需帮助的土地上。 1938 年，白求恩抵达中国后，径直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这里的医疗条件比他预想的还要艰苦，没有像样的医院、消毒室，甚至连合格的手术锯都难以找到，但这样的环境并没有让他退缩，反而激发了他的创造力。 没有专业医疗器械，他就自己画图纸，让当地的铁匠、木匠打造；考虑到根据地山路崎岖，药品和器械运输不便，他设计了名为 “卢沟桥” 的药驮子，将药品和器械分装配载在木架上，用马背运输，形成了一个可以移动的 “流动医院”，一次能支持 100 台手术的开展。 在华期间，白求恩完全投入到战地医疗工作中，工作强度极大，在齐会战斗中，他在小庙里连续工作 69 个小时，成功完成了 115 台手术。 战斗过程中，敌人的炮弹炸塌了庙宇的墙壁，土块落在他身边，但他始终专注于手术，手中的手术刀从未停顿。 他对医疗工作要求极为严格，看到因止血带绑缚不当导致伤员被迫截肢时，会当场严肃批评相关人员，因为他深知每一个细节都关系到伤员的生命和健康。 白求恩不仅用专业技术救治伤员，还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为了救治 359 旅教导员彭清云，在没有血库的情况下，他主动要求抽取自己的 O 型血输给伤员。 党中央为了表彰他的贡献，每月给他发放 100 大洋的高额津贴，但他始终拒绝接受，认为普通战士一个月才只有一块钱的津贴，自己不应特殊化，最终，这笔津贴被全部用于为伤员购买营养品，改善他们的身体状况。 白求恩之所以如此投入地帮助中国人民，除了坚守反法西斯的正义立场，更重要的是他在抗日根据地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 他在信中写道，这里的人即便身负重伤，依然坚守战斗岗位，他们既懂得斗争的残酷，也拥有仁慈的胸怀。 在西方的金钱至上体系中，他是孤独的，而在太行山的抗日队伍里，这群为了理想和正义而战的人，让他感受到了共鸣，他的理想和价值在这里得到了充分体现。 1939 年 11 月，白求恩在一次手术中，手指被伤员的碎骨划破，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有限，伤口未能及时彻底消毒，最终感染引发败血症。 即便在高烧至 40 度、生命垂危之际，他依然牵挂着抗日根据地的医疗工作，在给聂荣臻的信中，还特意交代如何才能买到价格更便宜的铁剂和奎宁，以便更好地为伤员治疗。 1939 年 11 月 12 日凌晨，白求恩在河北唐县黄石口村逝世，年仅 49 岁。他临终前表示，在中国的这段时光是他一生中 “最快乐的日子”。 对于白求恩而言，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并非为了成为高高在上的救世主，也不是为了名利，而是因为这里让他找到了践行理想的土壤。 信源：毛泽东《纪念白求恩》一文诞生记 河北共产党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