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新四军侦察股长凌少农向鬼子购买布料，谁料被当场看穿，但凌少农居然大方承认了。 当时，日军加大了对新四军华中根据地的封锁，交通要道几乎全部被日伪牢牢控制，部队物资短缺到了极点，尤其是布料，战士们的冬衣补丁摞补丁，御寒都成问题。 年仅24岁的侦察股长凌少农奉命为部队搞布匹。 日军对布匹实行了极为严密的统制政策，甚至动用“以花控纱，以纱控布”的办法，民用布匹一律配额制，普通百姓根本买不到。 新四军能想到的突破口，就是用手里紧俏的大米，去和日军急需的物资做交换。 那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让日军后方压力骤增，粮食尤其短缺，新四军控制着皖中粮区，手里有大米就等于有了谈判的底气。 凌少农经过地下党牵线，终于联系上了芜湖日本商行的经理吉田，吉田急需五百石大米，准备供应给驻宁沪的日军，一场斗智斗勇的交易就此拉开序幕。 两人在长江边一间偏僻茶馆见面，凌少农伪装成粮商，黑绒大衣、呢子裤、皮靴，头发梳得油光锃亮，表面上和普通商人无异，但军人气质依旧难掩。 吉田一见面就试探：“你看起来像军人？”凌少农干脆利落地回敬：“没错，我就是新四军。” 吉田捏着茶杯的手指猛地一紧，显然没想到对方如此坦然。 他刚露出警惕神色，凌少农立刻甩出底牌：“你要的五百石大米，只有新四军能在封锁线里凑齐。想做买卖，得认我这个卖家。” 吉田沉默了，他想不出反驳的理由。 他当然可以立即叫卫兵将凌少农抓起来，但这样一来，大米又该怎么办呢？日军当时的粮食危机已到生死关头，完不成筹粮任务的日伪官员甚至会被送上军事法庭。 凌少农精准拿捏住了对方的软肋，提出交易条件：布料三天后送到江边码头，一手交货，一手交粮。码头由新四军负责警戒，若发现日军设伏，交易立即终止。 吉田思来想去，无可奈何，只好答应下来。 三天后，长江雾气弥漫的夜里，凌少农带着战士们押着粮船准时到达。对岸，吉田的货船载着二十多匹细布停靠。 这批布料及时缓解了根据地的燃眉之急，但相应的，日军也得到了大米，新四军的战士们穿上这批布料做的新军装，安然度过了寒冬，日军也吃上了大米。 日军吃到大米这当然不是我们想看到的，但在那种情况下，新四军又能怎么样呢？ 其实，1942年后的抗战岁月里，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开展了大量类似的经济“游击战”。 日军一面推行“以战养战”，严密封锁根据地物资，另一方面却不得不依靠根据地的粮食供应，各地根据地纷纷打响了“粮食战”。 1942年秋，新四军七师在无为县长江边创办“汤家沟自贸区”，成立“集成号商行”，统一管理战略物资，这里很快吸引了两三百家米行、盐行、五金行，成为苏中“小上海”。 汤家沟不仅是根据地的物资集散地，更联通了敌占区、国统区和根据地。南方的商人带布匹、食盐来换大米，国统区的商贩运来药品、器材换山货，甚至日伪的轮船都频繁停靠。 新四军则严格把控贸易，确保战略物资只进不出，还通过征收小额税收，补充抗战经费。 华北的八路军同样建立了“冀中贸易局”，以保定、石家庄周边集镇为据点，与伪军商会合作。 1944年后，日伪方面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变化，比如驻芜湖的楠木重椿，在与新四军长期贸易中逐渐认清侵略本质。 1945年日本投降后，楠木不顾上级命令，偷偷组织船只给新四军送去百余吨军火和服装，后来随新四军北撤，加入了日本“反战联盟”。 这些经济战的胜利，有力地缓解了根据地的物资困境，新四军七师依靠贸易收入，从不足2000人的部队壮大到新四军的“钱袋子”。 据统计，1942年底至1945年春，七师共支持军部及五师现款约5300万元法币，折黄金26.5万两。其中1944年一年上交4400万元，可供20个甲级师一年军费。 八路军晋察冀根据地则通过贸易积累资金，兴办兵工厂、被服厂，实现了步枪、手榴弹、炸药的自主生产。 回到凌少农本人，这位六次负伤、三次致残的侦察股长，不仅在侦察与作战中身先士卒，更敢于拿命换回根据地急需的物资。 他多次采用“夹带运输法”，一次用30车糙米夹带20车精米、用粗布包裹细棉布，巧妙躲过日军检查，这一战术后来被写入《新四军侦察工作手册》。 再放眼整个敌后根据地，新四军、八路军通过“粮食垄断、贸易枢纽、统战渗透”，彻底打破了日伪的经济封锁。从封锁到反包围，从被动挨打到主动出击，经济战成为敌后抗战的关键一环。 这场经济战不仅捍卫了根据地的生存，也为抗战最终胜利积蓄了强大动能。经济与军事的结合，民心与物资的联动，成就了中国抗战的独特道路。 抗战的胜利，归根结底，是全民族上下同心协力、以智取胜的最好见证。 参考信源： 让日伪倒卖军火给自己抗日，新四军是怎么做到的 2025-10-09交汇点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