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身家40亿，他回到陕西老家，找到修自行车的残疾人弟弟说：“老弟，哥给你三个

张艺谋身家40亿，他回到陕西老家，找到修自行车的残疾人弟弟说：“老弟，哥给你三个选择，去县城、去北京、去省城！”可弟弟头也不抬说：“你赶紧走吧，别赶不上二路汽车！”这场景放哪个家庭都得炸锅，一个是手握国际大奖的“国师”导演，一个是守着老街修车摊的残疾兄弟，差距摆得明明白白，弟弟却偏用最土的话把哥哥噎了回去。 这事后来被陕西当地媒体扒出来，不少人说弟弟傻，放着好日子不过，可了解内情的老街坊都知道，张伟谋这辈子就认一个理，自己的日子自己过。 张艺谋小时候可不是现在这风光样子。 据《张艺谋传》里写，他父亲张秉钧早年在民国当过军需官，1949年后就因“历史问题”成了“黑五类”，全家从西安城里搬到郊区，日子一下子从体面跌进泥里。 那时候张艺谋才几岁，上学路上常被同学追着喊“张狗剩”，作业本撕得稀巴烂是常事，他后来偷偷学画画，大概就是想在纸上找个干净地方。 18岁那年赶上插队，他去了陕西乾县，白天拉土车挣工分，晚上蹲在煤油灯下画速写，那些画后来编成《农村生活组画》，现在还藏在西安美术学院档案馆里，纸都黄了，可一笔一划都是苦日子的印子。 本来以为这辈子就耗在农村了，没想到1978年高考恢复，张艺谋揣着一沓画去考北京电影学院。 当时他都28岁，超龄了，学校不收，他不死心，抱着作品在文化部门口蹲了三天，愣是等到副部长黄镇。 黄镇看了他拍的《故宫》照片，觉得这小伙子有灵气，特批他进了摄影系。 那时候他对象肖华刚考上陕西师范大学，听说张艺谋考上了，二话不说退了学，揣着铺盖卷去北京，在电影学院旁边的筒子楼里打零工，白天给人洗衣服，晚上帮张艺谋洗照片，俩人结婚时就一个木箱当家具，箱子上还贴着张艺谋画的红双喜。 1987年拍《红高粱》，张艺谋赌上了全部家当，把西安的房子抵押了凑了200万。 那时候没人看好这个故事，投资方都觉得“土得掉渣”，可他非要拍，带着剧组在高粱地里滚了三个月，晒得跟黑炭似的。 结果片子拿了柏林金熊奖，全球票房4000万美元，相当于当时1.6亿人民币，一夜之间，张艺谋从“黑五类”子弟成了国际名导。 出名后他没忘了家里，每月给老家寄500块，那时候普通工人月薪才100多，他还给视力不好的大哥张忆谋买了验光设备，给耳聋的弟弟张伟谋在西安老街盘了个修车摊，想着弟弟能有个营生。 可张伟谋不领这个情。 他天生耳朵听不清，小时候发高烧烧坏的，走路也有点跛，按说哥哥发达了，跟着去北京享清福多好，可他偏守着那个修车摊。 有记者去采访，问他为啥不去大城市，他指着摊前“童叟无欺”的木牌说：“我修车子，人家给钱，踏实。” 后来张艺谋又来劝过几次，开着百万豪车停在路边，街坊都围着看，张伟谋头也不抬，一边拧螺丝一边说：“你赶紧走吧，别耽误我干活。” 西安莲湖区后来给张伟谋办了残疾人创业补贴，免了摊位租金，他还是每天早上七点出摊，晚上六点收摊，修一辆自行车五块十块地挣，日子过得像钟表一样准。 张艺谋这些年过得也挺复杂。 跟肖华离婚时净身出户，女儿张末跟着妈妈过；跟巩俐谈了八年，因为巩俐想结婚他没答应，最后散了；后来跟舞蹈演员陈婷结婚，为了孩子户口的事还惹出超生风波，交了748万罚款，创了当时的纪录。 可他也干过不少实在事，疫情期间无偿拍了《武汉日夜》，纪录片里没一句台词，全是普通人的故事，豆瓣评分7.9，拿了金鸡奖最佳纪录片。 2017年他父亲去世，张艺谋在国外拍戏没赶上，追悼会上，张伟谋替他读悼词，读着读着就哽咽了，说：“俺哥忙，国家的事大。” 现在张艺谋还是满世界飞，拍电影、搞文旅项目，胡润百富榜说他身家42亿，娱乐行业排第12。 张伟谋的修车摊还在西安老街，成了网红打卡点，有人专门去看“国师的弟弟”，他还是老样子，问他认不认识张艺谋，他就笑笑：“认识，俺哥嘛。” 其实想想，这兄弟俩挺像陕西的两种面，张艺谋是油泼面，热油一浇，香气能飘三条街；张伟谋是浆水面，酸溜溜的，解腻，也养人。 一个活得轰轰烈烈，一个过得平平淡淡，都是日子，都挺实在。 说到底，人生哪有什么标准答案。 张艺谋在鸟巢指挥万人方阵时，弟弟在拧自行车链条；《悬崖之上》票房破11亿时，修车摊前还是排着老街坊。 一个向外追逐巅峰，一个向内守住本心，没有谁对谁错，只是选择不同。 就像张伟谋常说的：“车子坏了，修修还能骑；人心要是飘了，就找不着道了。” 这话糙理不糙，大概就是他守着修车摊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