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呼吁谨慎前往日本，然而复旦大学的冯玮却在此时高调推荐中国学生去日本，并把这种与中国政府叫板的行径称之为“爱国”，这是爱国被黑的最严重的一次！ 冯玮这类一辈子研究日本的学者，他们的整个学术生涯、人脉资源，甚至连个人情感都和那个国家深度绑在了一起，他们的世界里早就刻满了日本的印记，看待中日关系自然和普通人不一样。 在咱们普通人眼里，中日关系可能就是历史恩怨加当下的安全提醒，可在冯玮这些人看来，这是个得用“理性”“交流”和“全球化视野”才能说清楚的复杂事儿，他们眼里看到的不是风险提示，而是学术的殿堂、文化的交融，还有所谓的“大国气度”，所以才会做出和政府呼吁完全相反的举动。 冯玮这辈子都在和日本研究打交道，从年轻时候查日本史料、写学术论文，到后来跑日本访学、和日本学者合作搞研究，他的职称晋升、学术声誉全靠这些积累。 他的学术圈子里全是中日两国研究日本问题的人，很多项目合作、学术会议都离不开日本方面的资源，甚至申请一些重要的研究基金，都得让日本学界认可才行。 时间长了，他看日本的眼光就不再是单纯的国别视角，而是把自己的人生价值和对这个国家的研究绑在了一起，觉得中日之间的任何问题都该用学术讨论的方式解决，而不是靠简单的提醒或者规避。 这种深度绑定让他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觉得只要是和日本相关的交流，不管什么时候都该支持，因为这不仅关乎他的学术领域，更关乎他心里那个“学术无国界”的执念。 在冯玮这类学者的认知里，“理性”就是不能被情绪左右，哪怕两国之间有摩擦，哪怕政府出于安全考虑发出提醒，也不能因此关闭交流的大门。 他们总说要“全球化视野”，意思就是不能把自己圈在小圈子里，得站在全世界的角度看问题，觉得越是关系紧张的时候，越要主动走出去交流，这样才能体现大国的自信。 他们会举例子说，以前中日关系再难的时候，也有学者相互访问，正是这些交流才为后来的关系缓和打下基础，现在怎么能因为一点风险就打退堂鼓。 可他们忘了，政府的提醒不是凭空来的，可能是当地的安全形势有变化，可能是针对中国公民的风险在增加，这些都是从保护老百姓的角度出发的，和所谓的“闭关锁国”根本不是一回事。 当国家发出谨慎前往的提醒时，冯玮的第一反应不是去了解背后的风险点，比如是不是有社会治安问题，是不是有政策变动影响，而是先入为主地觉得这是“民粹主义”抬头，是大家被历史情绪带着走，不够理性。 他觉得这种提醒会让中日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而他作为研究日本的学者，有责任站出来“拨乱反正”，所以才高调推荐学生去日本。在他看来，学生去日本留学、交流，既能学到知识，又能增进两国年轻人的理解，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比单纯的风险规避更有价值。 他甚至会觉得，越是这种时候坚持推动交流，越能体现中国的开放和自信，这才是“真爱国”，而那些认同政府提醒的人，反而是目光短浅，被狭隘的民族情绪束缚了。 他这种想法的本质，其实是在维护自己心里那个“学术无国界”的理想国。在这个理想国里，学术交流高于一切，不管国际形势怎么变，不管两国关系有什么波动，知识的传播和人员的往来都不该中断。 他把自己的学术理念当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却忽略了学术研究终究要扎根在现实的土壤里，学者首先是国家的公民，得先考虑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利益。 政府的提醒从来不是要禁止交流，只是让大家多一份谨慎，做好充分的准备，可冯玮却把这种谨慎解读成了“封闭”，把自己的行为拔高到“爱国”的层面，这就难免让人觉得难以接受。 其实说到底，冯玮的问题在于把学术领域的逻辑用到了公共事务上，混淆了学术交流和公民安全的边界。 他一辈子研究日本，对这个国家的感情和认知都有特殊性，这可以理解，但不能因此就无视国家的安全提醒，更不能把和政府呼吁相悖的行为包装成“爱国”。 爱国从来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也不是单一的标准，既可以是推动国际交流的开放姿态，更应该是尊重国家提醒、维护自身安全的务实态度。 冯玮把自己的学术执念当成了爱国的唯一解释，本质上是一种认知上的偏差，他以为的“理性”和“自信”，在普通人看来反而成了不顾现实风险的固执，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觉得他是在黑“爱国”这两个字的原因。 毕竟，真正的爱国应该是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平衡好交流与安全的关系，而不是把个人的学术理念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更不是用所谓的“全球化视野”来忽视实实在在的安全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