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后，20万越南难民逃进香港，香港全部接收了，给了他们香港身份，听说他们的后裔有些成了“香港废青”，“港独”，当年越南难民住在难民营里，每天衣食无忧，就知道生孩子，难民营内生育率奇高。 越南战争结束标志着南北统一，可对许多人而言，这只是压迫的开端。支持南越的民众和华人群体面临财产没收与身份审查，越南政府对华人的政策趋紧，导致大批人选择出逃。他们多通过小船横渡南海，途中风暴和海盗威胁生命安全。抵达香港的难民总数达20万，主要集中在1978年至1980年代中期。这些人多为华人血统，带着简单行李上岸，港英当局基于人道主义初步允许停留。国际社会关注下，香港成为第一庇护港，承担安置重任。难民潮高峰时，每月数千人抵达，挤压本地资源。 港府设立多个难民营，如启德、屯门和芝麻湾等地，用于临时安置。营地由铁丝网围起，内部棚屋简陋，每户空间狭窄。管理人员每日分发米饭、蔬菜和罐头，确保基本营养。医疗队定期检查，发放药品控制疾病传播。教育设施有限，但儿童可学基础知识。难民进出受限，无法自由就业，只能依赖援助。资源虽稳定，却引发本地居民不满，媒体报道营内卫生问题和拥挤状况。国际组织如联合国难民署提供援助，帮助改善条件。难民生活虽免于战乱，却充满不确定性。 营地内生育现象突出，许多家庭选择多生孩子。新生儿在香港出生自动获居留权，这成为稳定未来的途径。统计显示，营内生育率远超城市平均水平，有些营地每日有多个婴儿降生。妇女在诊所生产，护士记录数据发放用品。资源紧张下，家庭仍坚持生育传统。男性难民闲时修补物品，妇女交换育儿经验。孩子增多加剧空间压力，营地扩展棚屋应对。生育高峰出现在1980年代，部分因文化因素，部分为身份考量。国际报告指出，这种现象在全球难民营中较为独特。 港府政策逐步收紧，1982年起实施封闭管理，难民活动范围缩小。1988年，新抵达者视为经济移民，关入拘留中心。条件恶化，教育和娱乐程序取消。营内冲突频发，难民与警卫发生摩擦。公众舆论转向反对，街头出现抗议难民的声音。联合国批评港府缺乏人道，呼吁西方国家分担责任。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接收部分难民，但香港仍承担主要压力。政策变化源于本地资源有限和国际压力。 1989年日内瓦会议通过全面行动计划，结束自动难民地位。新抵达者需通过甄别证明政治迫害。标准严格，许多被认定经济动机。甄别过程涉及访谈和文件审查，耗时数月。失败者面临遣返，引发营内抗议如绝食和自残。国际人权组织介入，监督程序公平。越南经济改革后，遣返协议达成。1990年代，大批人返回越南，获经济援助重新安置。香港营地逐步关闭，残留者减少。 留港难民中，约1400人通过甄别获身份证，成为正式居民。他们融入社会，从事餐饮和服务行业。越南裔社区在香港形成，经营小店维持生计。子女进入本地学校，学习广东话适应环境。社区组织举办活动，保留文化习俗。融入过程面临歧视，本地人视他们为外来者。越南裔人口约数千人，分布在屯门和新界等地。经济贡献包括劳动力补充，但社会融合需时间。 后裔一代成长于香港，接受本地教育参与职场。有些人进入大学，投身专业领域。2019年社会运动中，部分越南裔青年现身街头，卷入示威活动。报道称他们支持独立诉求，被标签为废青。背景源于家庭历史，对身份认同复杂。媒体讨论他们的角色，指出移民后代在社会议题上的立场。参与者多为二代移民，表达对本地事务的关切。社会观点分歧，有人视之为融合失败。 越南难民事件反映移民政策的挑战，香港作为转口港承受压力。国际合作下，多数难民重获新生。留港者贡献经济，却面临身份争议。后裔的教育水平提升，进入主流社会。历史档案记录这段时期，供研究者分析。越南与香港关系改善，促进交流。难民经历影响本地人口结构，增添多元元素。政策教训适用于当代移民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