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东芝走了，把生产线搬去了越南。阿迪耐克也走了，将工厂搬到了越南，现在就连佳能也关闭了中国工厂，把产能转移到了越南、泰国   佳能中山工厂的最后一条生产线静默停机时，这座承载二十余年工业记忆的万人工厂，终究沦为了寂静的空壳。车间里散落的零件、斑驳的生产线标识，仿佛还在诉说着曾经万人工人同步开工的繁忙景象，如今却只剩空气里弥漫的尘埃，见证着一个时代的落幕。   这一幕并非孤例：三星早已将核心手机制造基地迁至越南，当年天津、惠州工厂的流水线轰鸣声，如今换成了胡志明市工业区的机械运转声；东芝关停大连变压器工厂后，把成熟的产能整体打包转向泰国，留下的厂房被改造为新能源企业的研发中心；阿迪达斯与耐克更是动作迅猛，将超六成鞋服产能扎根越南，那些印着“中国制造”的运动鞋，渐渐被“越南制造”的标签取代。   一连串产能转移事件，让“外资撤离中国”的论调一度甚嚣尘上。不少人担忧，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是否正在动摇，甚至将其解读为中国经济吸引力下降的信号。但拨开舆论的迷雾便会发现，这场看似“集体出逃”的产业变动，绝非简单的地域迁移，成本重构与政策红利的双重引力，正是外资产能向东南亚倾斜的核心逻辑。   中国制造业的成本变迁早已埋下伏笔。过去支撑“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优势，随着经济发展逐渐消退：劳动力工资十年间涨幅超过三倍，长三角、珠三角的土地租金居高不下，环保政策收紧倒逼企业投入更多环保设备改造资金。   对于鞋服、电子组装这类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言，每一分成本的上升都直接挤压利润空间。而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恰好补上了缺口，当地工人月薪仅为中国的三分之一左右，政府还提供长达十年的企业所得税减免、低价工业用地等优惠，让追求规模效应的外资企业看到了降低成本的捷径。   更关键的是区域贸易政策的推波助澜。RCEP生效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税壁垒大幅降低，越南生产的产品可享受更低的出口关税进入全球市场，这对于依赖全球分销的三星、阿迪达斯等企业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政策红利。泰国打造的东部经济走廊更是针对性吸引高端制造，为外资提供一站式审批、基础设施配套等便利，东芝的变压器产能迁移正是看中了这里连接东南亚市场的物流优势。   但这绝非外资对中国的“抛弃”，而是全球产业分工的自然重构。那些转移出去的，大多是技术门槛低、附加值薄的组装、加工环节，而外资在华的高端业务不仅没有收缩，反而在持续加码。   耐克在上海杨浦的大中华区总部不断扩容，继李娜办公大楼、刘翔中心后，又落成了易建联办公大楼，即将启用的中国运动研究实验室更是投入巨资深耕本土化创新；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持续扩产，带动上下游数十家高端零部件企业扎根中国；苹果将部分芯片研发中心设在深圳，依托中国的供应链优势加速技术迭代。   全球供应链的多元化布局需求，也让这场产能转移更具合理性。疫情期间全球供应链中断的教训，让跨国企业意识到“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风险。在越南、泰国设厂，既能依托中国成熟的上游零部件供应体系，又能分散地缘政治和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   三星越南工厂生产的手机，其核心芯片、屏幕依然依赖中国供应链，泰国东芝工厂的原材料采购中，有近六成来自中国长三角企业，这种“中国研发+东南亚组装”的模式，正在成为新的产业协作常态。   中国市场的核心吸引力从未减弱。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中国庞大的购买力依然是外资不敢忽视的关键。佳能关闭中山工厂后，其在华的销售网络和售后体系丝毫未动，高端相机、打印机等产品的研发投入反而持续增加；阿迪达斯虽然将鞋服生产转移至越南，但中国依然是其全球第二大市场，上海的设计中心仍在根据中国消费者的需求调整产品风格。   外资企业心里清楚，放弃中国市场就意味着放弃巨大的增长空间，所谓的“撤离”，不过是生产环节的战略调整，而非对中国市场的背离。   这场产业变动的背后，更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结果。随着人口红利消退，中国主动告别“低端制造”的路径依赖，转而聚焦新能源、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出台的产业政策更倾向于扶持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出，恰好为中国本土高端制造腾出了发展空间。那些曾经为外资代工的中国企业，正通过技术创新向产业链上游攀升，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   所谓“外资撤离”的焦虑，本质上是对产业转型阵痛的误读。全球产业分工就像一个不断优化的生态系统，中国正在从“世界工厂”向“世界智造中心”迈进，而东南亚则承接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形成了新的互补格局。这场变动不是中国经济的“失血”，而是产业升级的“换血”，是中国经济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