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梅艳芳去世不久后，他的主治医生在一次采访中透露：“其实梅艳芳的病完全是有可能治好的，但就因为一件事，她主动放弃了治疗！”2003 年梅艳芳去世后，她的主治医生在一次采访里叹了口气，说了一句很多人听完都会心里一颤的话，“按理说，她这个病是能治好的，是她自己选择不治的。”当时医生手里拿着她的检查报告，肿瘤只有三厘米，淋巴也没转移，治愈率足足有八成多，换句话说，只要肯接受手术，把子宫切掉，她大概率能活下来。普通人遇到这样的情况，抓着医生的手求治疗都来不及，可梅艳芳却把注意力放到了别人想都想不到的问题上。她竟然越洋打电话到日本，问一位声学专家， 如果摘除子宫，会不会影响腹腔的共鸣，让她唱歌时声音变了，她在乎的不是手术会不会救命，而是术后还能不能继续唱、能不能保持 “完整的自己”。她怕嗓子变，也怕身体 “不完整”。这种执着，在别人眼里近乎固执，但对她来说，是刻进骨子里的伤。其实她的执念，早在她小时候就种下了。别人四五岁还在玩泥巴的时候，她已经在台上唱歌挣钱了，最让她记到老的，是荔园游乐场那一次。她在台上卖力唱《卖花女》，结果台下一个喝醉的男人直接把烂苹果砸到她额头上，血顺着脸流。可她妈没有跑来抱她，只弯腰去捡地上的硬币，然后扭头就走，那一刻，小小的她第一次明白，自己哭不哭没人管，只要能赚钱，才算 “有用”。这样的童年，让她成年后即便再红、再有光芒，心底永远像住着一个怕被丢下的小孩。床头那个廉价的小音乐盒，母女拥抱的雕像，她放了很多年，看似装饰，实际像是她给自己补的 “童年功课”。姐姐梅爱芳的去世，更成了压垮她心的那一根稻草。姐姐临终时拉着她的手，说，“阿梅，你一定要有个家，要有个孩子。”，这句话像钉子一样钉在她心上，让她不愿割掉孕育生命的器官。哪怕医生说那样最安全，她也不肯点头。之后的几年，她靠药和放疗硬撑，直到 2003 年张国荣离开的那天，她精神上的最后一个依靠也没了。但她依旧咬着牙往前走，甚至瞒着所有人，对外说自己只是良性肿瘤。她知道自己撑不了多久，可她仍坚持把乐坛告别演唱会办得体面、完整。后台的情况才是真实的残忍。放疗让她的皮肤薄得一碰就破，身上很多地方都溃烂，为了穿上那件白色婚纱，她的身体下面垫着厚厚的止血布。那顶八公斤的凤冠，靠几位工作人员一起扶着才能戴稳。上台前，她得先挨上一针强力止痛针，否则连站都站不住，可灯光一亮，她马上又恢复成那个光鲜亮丽的 “梅艳芳”。她对着麦克风说，“来生我想做个普通太太，有老公疼。”舞台下的人哭成一片，而她反而像安慰人一样微笑着。她最后的那段时间，意识时有时无。可她嘴里说的仍不是自己的病，也没有抱怨命运不公，而是那句像是困住她一生的心结，“妈妈，你看，我赚到钱了，我们可以搬大房子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仿佛还站在荔园的舞台上，努力唱、努力表演。只为了让那个捡硬币转身离开的背影，哪怕回头看她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