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6年，王安石被撸了宰相，贬为江宁知府。在江宁干了几年后，感觉心灰意冷，不禁萌生退意。于是给朝廷打了个报告：“我身体不好，申请回家休养。” 每天清晨，江宁城外的田埂上总会出现一个身影——骑着毛驴，戴顶草帽，布衣上沾着泥土，活像个寻常老农。 路过张家庄，姓张的老农远远喊：“相公，今儿又出来转悠？” 王安石勒住驴缰，笑着回：“张公早，看看这麦子长势。” 有人说他这是自甘平淡，可谁还记得，几年前他还是朝堂上叱咤风云的王相公？ 熙宁变法那七年，他像一把快刀，劈向积弊，也劈疼了太多人的利益。旧党骂他“祸国殃民”，连自家阵营里，也渐渐生了裂痕。 最痛的伤口，往往来自曾经最信任的人。 司马光早就提醒过他：“吕惠卿这人，谄媚入骨，你若失势，必被反噬。” 那时他不信——这个自己从基层一手提拔的年轻人，被他夸作“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甚至被朝野比作“孔子与颜回”。 直到1074年第一次罢相，他前脚刚到江宁，后脚就收到消息：吕惠卿把两人的私信呈给了皇帝，字字句句都在说他“欺君罔上”。更狠的是，借郑侠案把他弟弟王安国削职流放，那个曾约好退休后“乘槎泛海”的兄弟，死在了异乡。 1075年神宗召他回朝，可朝堂早已不是原来的样子。变法派内部打成一锅粥，吕惠卿不配合，曾布和韩绛也闹矛盾，外面旧党还在天天攻击。这仗，怎么打？ 更沉重的打击在次年——长子王雱病逝，才33岁。那个五岁能答“獐边者鹿，鹿边者獐”的天才，那个跟着他编撰《三经新义》的“小圣人”，终究没能熬过心疾。老年丧子，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所以他才要退。可退了，心就真的静了吗？ 在江宁城外买的那块荒地，他盖了几间土房，取名“半山园”。离城七里，离钟山山顶也七里，有人说这名字藏着遗憾——变法搞到一半，人生也走到半途。房子简陋得连围墙都没有，远看像个客栈，堂堂前宰相住这儿，搁今天叫“断舍离”。 有回听说司马光要废募役法，老头子急得拍着床板：“此法终不可罢！我跟先帝议了两年才定，哪处不周全？” 嘴上说“身体不好”，心里装的还是家国。 1084年，江边来了个不速之客——苏轼。当年因反对变法被贬黄州的“罪人”，如今特意来拜访这位老对手。 王安石骑着毛驴去接，两人一见，苏轼忙行礼：“下官衣冠不整，见大丞相失礼了。” 他摆摆手：“礼岂为我辈设哉！” 一个多月里，游山玩水，谈诗论文，那些年的政见之争，好像都随江水漂走了。临走时，王安石劝他在金陵买房：“留下来做邻居吧。” 苏轼写诗回：“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后来他逢人就夸苏轼：“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1086年，王安石在江宁病逝。他早把半山园捐给了寺院，自己租房住着。这处“半途”之地，终究成了他的归宿——父母在这儿，儿子在这儿，他也留下了。 司马光给他写评语：“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 政见归政见，人品归人品。 或许，这就是宋朝士大夫的体面——哪怕吵得面红耳赤，也认得出对方骨子里的那点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