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35岁农民咳嗽10年，竟拒绝就医，一天，他突然用力咳嗽，“哇”的一声，一个黑色且带血的异物喷射出来，妻子将异物拿给医生看，谁料，医生看完居然立马冲出病房报警。 山东博兴的那个夏天，空气里总带着股焦躁的热气，但对于高其煊来说，这种热也暖不过他胸口那团寒意。 这咳嗽跟着他，整整十年了。从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最好的年华就在这止不住的咳声中一点点耗掉。白天干农活，咳得直不起腰；晚上躺炕上，咳得整宿睡不着。胸口那地方总像压着块石头，又沉又闷，有时咳狠了，还能尝到喉咙里的血腥味。 村里人劝他：“其煊，去县里看看吧，别把小病拖大了。” 媳妇更是不知道抹了多少回眼泪。可高其煊总是摇头，闷声说：“老毛病了，看啥，白花钱。” 他怕。怕一进医院，查出来的病是个无底洞。家里就那几亩地，两个孩子还小，爹娘年纪大了，他是顶梁柱，可不能塌。穷，是比病更现实的猛兽。 1956年，这个夏天有点不一样。咳嗽变本加厉，胸口的疼痛从隐隐作祟变成了持续的钝痛，像有把钝刀子在里面慢慢磨。他脸色蜡黄，瘦得脱了形，终于连农活也干不动了。在家人几乎是哀求的劝说下，他才勉强同意去博兴县的卫生院。 医生听了他十年的病史，眉头皱得紧紧的，安排他住院观察。病房里消毒水的味道让他陌生又不安。那天下午，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他倚在床头，又是一阵撕心裂肺的猛咳。 这一次感觉完全不同，仿佛有个东西在气管里被连根拔起，一股腥咸直冲喉咙。他下意识地往前一倾，“哇”的一声，一个东西混着暗红的血块，直接喷在了地上。 病房里瞬间安静了。他喘着粗气，看着地上那团东西，自己也懵了。那是个黑褐色、带着脓血、形状极不规则的东西，有小鸡蛋那么大，表面疙疙瘩瘩。妻子王桂英吓得脸色发白，但还是壮着胆子，用手帕小心翼翼地把那异物包了起来，赶紧去找医生。 当班的李医生接过手帕，打开一看，脸色“唰”地就变了。他起初以为是结核病的坏死组织，或者罕见的支气管结石。但他凑近仔细辨认，手指微微发抖。那异物的质地，根本不是人体组织！在血污之下，隐约能看到金属的冷光，还有……似乎是纺织物的纤维？ 一个恐怖的猜想击中了李医生。他猛地抬头，问王桂英：“你丈夫，十年前，也就是46、47年左右，他在做什么？有没有受过伤，特别是枪伤、炮伤？” 王桂英被问愣了，结结巴巴地说：“那……那会儿还在打仗，他……他好像被抓过壮丁……” 李医生没再听下去，他攥紧那块手帕，对护士喊了声“看好病人”，转身就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出了病房，直奔医院的行政办公室。他不是去找主任会诊，而是压低了声音，用几乎颤抖的语气对办公室主任说：“快，报警！马上联系县公安局！我们这儿可能有个涉及战争遗留的重伤案，病人咳出来的……可能是弹片！” 这话像一颗炸雷。很快，公安人员就赶到了医院。在仔细询问和后续调查中，一段被高其煊刻意遗忘十年的恐怖记忆，终于浮出水面。 原来，1946年，内战爆发初期，25岁的高其煊曾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在一次激烈的交火中，他所在的阵地遭到炮击。一块炮弹的弹片直接击中了他的左胸部，他当时就昏死过去。 因为战况混乱，医疗条件极其恶劣，他只是被简单包扎后抬下阵地。后来他侥幸逃脱，辗转回到家乡。胸口的外伤慢慢长好了，留下了疤，他也以为没事了。实际上，那块致命的弹片并没有取出，而是深深地嵌在了他的肺组织里！ 十年的咳嗽，正是这块“住”在肺里的弹片引发的持续感染、炎症和肉芽组织包裹。它像一颗阴毒的种子，在高其煊的身体里不断折磨他。直到十年后的这个夏天，在一次剧烈的咳嗽中，包裹它的肉芽组织终于破裂，这块被肺组织“吐出”的战争遗物，才得以重见天日。 真相大白，病房里一片唏嘘。公安部门立案，这不再是一起简单的医疗事件，而是战争创伤的活生生证据。医院组织了全力抢救，但由于弹片残留时间过长，肺部感染和损伤已经不可逆转。尽管取出了弹片，高其煊的身体还是垮了。 这个被战争阴影纠缠了十年的农民，在真相到来后不久，便因严重的肺部衰竭和并发症，永远闭上了眼睛。他咳出的哪是一块弹片，分明是那个苦难时代，射进普通人命运里的一颗冰冷子弹。 高其煊的故事，让人心里堵得慌。它撕开了历史的另一面：战争的伤害，远不止于战场上的胜负与伤亡。一块小小的弹片，可以潜伏十年，慢慢吞噬一个无辜农民的生命。他的恐惧和沉默，背后是底层民众面对巨大创伤和贫困时的无力与坚韧。 医生报警，报的不仅是一个病例，更是对那段离乱历史的惊心叩问。我们常说“岁月静好”，可对于高其煊们来说，静好之下，或许一直藏着未曾取出的“弹片”。铭记历史，有时就是记住这些具体个人的具体伤痛，并明白和平的每一口呼吸，都如此珍贵。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本文核心事件依据曾刊载于《山东卫生志》等地方史料中的真实医疗档案，为保护隐私，人物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