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全国人大第七次代表会议通过了一项重要决定，即把每年的12月13日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而从当年设立至今，已经是第12个年头了。

国家公祭日的设立，不仅是中国人民为了纪念在南京大屠杀中死难同胞，同时也是向外界庄严表明中国人民在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的坚定立场与决心。

但每逢这个时候，日本总会拿“通化事件”来指责我们，声称既然中国总是要求日本就南京大屠杀进行道歉，为什么却“不承认”在1945年时虐杀的3000多个日本军民呢？话里话外，好像日本很委屈的样子。

那么，日本提到的这个“通化事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实际上如果了解该事件始末缘由的话就会知道，当时被杀的三千多日本人，完全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

鉴于网络上的资料参差不齐，加上有不少细节有添油加醋的成分，因此我们参考一位在“通化事件”亲历者的回忆录，这位亲历者，在当时时任吉林通化专员公署科员，并全程参与保卫了“通化专署办公大楼”工作，而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这是一场发生在春节期间的“大暴乱”。

（注：亲历者为徐国通，时任吉林通化专员公署秘书处专员，解放后曾任河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徐国通原本在抗大一分校就读，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他与一分校其他学员按照组织上的指示，从山东陆续出发前往东北，到了东北后，徐国通与另外几人被分配到专员公署工作，而一切都安顿下来后，已经接近年末。

在徐国通的回忆里，1945年那一年的春节前夕，整个通化到处都是张灯结彩，人人都喜气洋洋，不仅是因为春节即将到来，更重要的是抗战终于胜利了，所有人都满怀对未来的期望，所以当时放眼望去，大街上、商店里到处都是人，每个人的脸上都都带着抑制不住的笑意，总的来说就是，整个通化城，都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之中。

而在这份欢乐祥和的气氛中，徐国通与同事们趁着闲暇之余，参观了当地的工厂、学校以及各个机关，而在徐国通的记忆中，一切都那么井然有序，每个人也都按部就班的在忙碌着，当时他心里最大的感受就是，寒冬已经过去，春天真的要来了！

“我当时看到的，不仅是一片祥和，甚至已经到了能美好享受的程度，我和我的同事在下班后的业余时间，经常会在大街上闲逛，或者到人多的地方凑热闹，那种再也不用担惊受怕的感觉，简直妙不可言。”

但是，在这一片祥和的气氛背地里却暗流涌动，而不久之后发生的事情，让徐国通等人明白，革命仍未成功，斗争依然残酷。

事情的爆发，得从一个叫做孙耕尧的国民党官员说起。

孙耕尧是通化本地人，此人早年间曾在通化县立女子师范教书，当时的他还尚有爱国意识，曾在学校里组织过多场爱国教育，但也正因如此，在1936年其遭到日伪抓捕，而一番酷刑外加威逼利诱后，此人迅速变节，自此开始为日伪效力，干了不少坏事。

到抗战胜利后，此人不仅没有得到审判，反而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通化县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

而当时，我通化人民政权也已成立，为了破坏新生的人民政权，孙耕尧在时任国民党辽宁省党部主任李光忧的秘密指示下，开始着手准备破坏工作，而他利用曾经的关系，联系上了曾任关东军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

在孙耕尧和藤田实彦的密谋下，一个暴乱计划由此出炉。

按照两人的计划，是先把当时已经投降但还在通化的3000多关东军，以及五千余名“满蒙开拓团”的日本侨民联络到一起，然后煽动这些人闹事，至于如何能把这些人煽动起来，当时孙耕尧给藤田实彦出的主意是，谎称中国军民准备把已经投降的日本关东军全部杀掉，家属也要变成奴隶。

靠着这个蹩脚的借口，那些关东军和日本侨民果然被煽动了起来，前后加在一起，居然让其召集到了万余人，这个时候藤田实彦告诉这些人，想要活下去，那就必须趁着八路军的主力部队没来之前，抢先出击发动暴乱。

随后，孙耕尧和藤田实彦制定了一份极为详细的暴乱计划，按照该计划，这帮人将在1946年2月3日（大年初二）凌晨发起行动，具体计划是先占领电灯公司、电话局，然后在当天凌晨3时以电灯三闪三灭为信号，对人民政权发起总攻。

趁着春节，并且还是在凌晨发动暴乱，孙耕尧与藤田实彦的计划可谓是相当歹毒，而为了支持这次暴乱，孙耕尧的上级李光忧更是大手一挥，拨款20万元当做经费，有了这笔经费，孙耕尧更是信心十足，认为一定会在这次暴乱中重创人民政权。

而就在这关键时刻，事情出现了转机。

1946年2月2日，也就是当年的大年初一，辽东军区后勤部兵工部警卫连连长沈殿铠，意外得知了敌人的阴谋，知道这一消息后，沈殿铠顿感事态严重，毕竟按照敌人的计划，距离暴乱仅剩下不到一天的时间了。

于是，沈殿铠迅速将这一消息报告上级，通化省分委书记吴溉之在接到报告后，一边紧急通知各单位加以防范和准备，一面安排人手先把孙耕尧等人抓起来。

抓孙耕尧倒是很顺利，由于孙耕尧根本没想到计划泄露，所以也没有太大防范，最终被沈殿铠顺抓获。

眼看自己已经落网，孙耕尧只得把全盘计划供述了出来，而这也验证了沈殿铠得到的情报真实性。

但新的问题同时也来了，尽管孙耕尧被捕了，可藤田实彦还不知道在哪里，更关键的是，距离暴乱仅剩几个小时，所以这个时候是无法阻止暴乱发生，可当时通化城内只有三个连兵力，且还是分散在各处，而需要面对的，是数千关东军以及更多的土匪、敌特分子。

怎么办？紧急之下，只能所有人都投入战斗了，而徐国通当时也被分配到守卫办公署大楼，大家带着极为紧张的心情，等待着黑暗中的敌人到来。

徐国通后来就回忆，自己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大年初一”，但像当年那样的是第一次，而那一夜，也是他人生中过得最漫长的一夜。

实际上，就在大家着手准备投入战斗的时候，一部分敌人已经提前展开了行动。

这伙敌人是当时在通化医院的日本医生和护士，这些人在院长柴田大尉的指挥下，用手术刀、剪刀等工具，残忍的杀害了足足150余名当时正在医院养伤的我军人员。

而在这帮人准备继续行凶时，当时还在通化城内的朝鲜义勇军五连（后改为李红光支队）赶到了医院，原本五连是接到任务去医院转移伤员的，结果到了医院，大家看到的是战友尽数死在了这帮魔鬼的手里，顿时眼睛都红了，二话不说，马上开始战斗。

一番战斗后，五连成功的消灭了这股敌人大部，小部分趁着夜色仓皇逃去。

而此时徐国通所在的公署大楼，战斗也已经开始了，在当天凌晨三时四十七分，随着电灯三闪三灭，敌人随即开始出动，其中一部则疯狂进攻办公署大楼，由于敌人数量较多，因此徐国通等人打的十分艰苦，期间不断有人受伤。

除了办公署大楼之外，通化城内多处也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不用说，这都是敌人在进攻重点单位。

尽管打的十分艰苦，但面对蜂拥而至的敌人，没有一个人后退，徐国通记得很清楚，当时和他守楼梯口的，是时任通化公安处长的刘西淼，而刘西淼告诉徐国通，子弹打完了还有刀，敌人上来一个就砍一个。

当然，徐国通等人的勇气是不缺乏的，但敌人的数量太多也是客观事实，因此打到后来，敌人越来越多，而大家的弹药也基本见底了，眼看就要守不住，徐国通甚至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而就这在千钧一发之际，通化支队的主力来了。

当时通化支队的主力，原本是在朝鲜将领方虎山将军的带领下出城剿匪去了，正如如此，通化城内的兵力才会出现短暂空缺，而在得知敌人发动暴乱的消息后，方虎山马上带队往回赶，最终在敌人得逞之前，赶到了通化城。

而接下来的战斗，就是敌人兵败如山倒，毕竟一群乌合之众哪里会是通化支队的对手？但就在敌人眼看自己注定要失败的时候，不少人开始做一个动作，那就是跪地求饶，试图让通化支队放过他们。

敌人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他们知道八路军有宽大为怀的作风，同时也知道八路军纪律严明，所以就企图利用这一点逃过制裁。

但是，通化支队可不会给他们活下去的机会。

这些日本人犯下的罪孽太多了，远的不说，那一帮日本医生和护士还刚刚残忍杀害了一百多名我军伤员，而他们下手的时候，可都是毫不留情，手段也极其残忍，那个时候，这些人怎么不讲宽大？如今阴谋失败了在这里说什么宽大，对不起，没有人会答应。

之后，通化支队把这帮日本人全部拉到河边，开始逐一甄别，只要确认是参与到此次暴乱中全部枪毙，而在枪毙过程中，战士们为了节约子弹，干脆直接把敌人砸到了河里，要是谁扒拉着往上爬，对着脑袋就是一枪托。

据当地老乡后来说，在那一年，通化城外浑河里的鱼，格外的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