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的文章里我们曾提到，在中国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最直接面对义与利抉择的人权，可以完美地体现出，义与利的完美统一，这便是儒商。

可以说儒商是中国特有的商人群体，所谓儒商便是以儒家思想指导从商之道，谨守着“以义取利”的营商之道。那么，在历史上谁可以作为儒商的典型代表呢？或许有人会想到清代的红顶商人胡雪岩。

说起胡雪岩，小君认为他是个相当复杂且充满矛盾的人。在其广为流传的事迹里确实可以看出他的行事作风确实存在着许多儒商的特质。例如在之前文章里我们提到他所创办的药号“胡庆余堂”所秉承的便是“真不二价”、“戒欺”的经营理念，和“是乃仁术”的运营精神。这些，何尝不是体现了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可见，胡雪岩将他的商业行为经过儒家思想的加持，已经提升到了济世救人的道德高度。除此之外，在国家遭遇天灾兵祸的时候，胡雪岩也都会组织施粥饭，舍药材的义举，而这些行为也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商人的社会责任感，这又何尝不是符合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胸怀呢。

除了诚信与仁义外，胡雪岩还兼具忠心的爱国情怀。当年大清帝国的东南沿海和西北边境同时面临着危机，朝廷便派遣了李鸿章和左宗棠分别坐镇东南沿海和西北边疆。但清廷此时将财力基本都集中在沿海地区筹办海军，这就使的奔赴西北的左宗棠大军军费捉襟见肘。左宗棠想找外国银行贷款作为军费。只是彼时大清朝廷接连战败割地赔款，财政上基本是只有出账不见进账，因此外国银行并不信任清政府和官员，而只愿与商人打交道。

于是，左宗棠只能韦陀胡雪岩帮忙筹款。而胡雪岩便以广州、浙江和江苏的海关收入再加上自己生意场上的信誉作为抵押和担保向国外，分数次借得了1870万两白银，解了左宗棠的燃眉之急。可以说，左宗棠之所以能收复新疆百万土地始终是离不开胡雪岩的支持和协助的，这也是胡雪岩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所立下的汗马功劳，而这一切其实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商业利益，更是体现了儒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忠义和担当。

但胡雪岩的争议之处在于其商业帝国的根基在于“权”而非“道”。他快速积累财富的方式并非完全来自于自由市场的公平竞争，而是深度的捆绑在官场的权利交易上。

例如他通过资助王有龄、左宗棠等官员，换取如税款汇兑、军火采购、粮饷转运等特许经营权之类的官府业务。从现在的商业模式来看这种运作模式的本质是“寻租”“垄断”，对于儒家所强调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中所谓的“道”已经是有所偏离了。也忠告是因为其商业根基在于“权”而非“道”，也是的他的商业帝国最终沦为李鸿章与左宗棠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一夕之间分崩离析。可见，他成败的关键点都取决于政治权利的博弈，而不是客观的市场规律。

但最终，胡雪岩在阜康钱庄倒闭的最后关头他还是选择了光明磊落地直面危机，且尽可能偿清了大部分欠款，而这也正是他对诚信和道义善始善终的坚持。

可以说，胡雪岩算是那个时代商人理想主义的化身，从诚信经营、社会责任和爱国济世的角度来看，他绝对配得上“儒商”的称号。只是他以“术”而非“道”的模式营商，使得他这“儒商”的身份显得不是那么纯粹罢了，但也正是这种不纯粹的运作模式所带来的风险导致了其悲剧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