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问题，是解放战争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是现今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分裂，造成中华民族骨肉分离、金瓯有缺；分裂，让外敌趁虚而入，成为敌人可以任意拿捏的软肋。为了解决台湾问题，我们探讨和设想了许多方法，其中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无疑便是武统。
但是武统，往往意味着同胞相残、同室操戈，意味着无数生命的陨落，意味着无数财富的丧失。如果武统造成台湾成为一片废墟，人民死伤枕藉，那么即使台湾重归版图，同样也是民族的悲剧。
正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为善之善者也”。武统其实也有很多方式，相比于硬桥硬马地硬上，其实也有巧妙的、伤亡极小的方法。对此，作为大军事家的毛泽东和粟裕，对此实际早有探讨。
在毛泽东等领导人看来，策反无疑是伤亡和代价最小的途径。
在解放战争中，我军有很多极其成功的策反经历。解放战争初期，我们成功策反了新八军军长高树勋。1945年10月30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一万余人起义，开启了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大规模起义的先河。
其后在济南、长春、北平以及长沙，我军利用多种手段，相继策反了吴化文的96军、滇系第60军、傅作义集团以及陈明仁兵团。大大加快了我军对这些坚城的解放进度，也减少了人员伤亡以及对城市的破坏。
在对台问题上，我军同样想利用策反手段，实现台湾防御的内部爆破，最终通过里应外合而解放台湾。
毛泽东曾说，攻取台湾要有两个条件，主要靠空军和内应，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把握更大。在这里，毛泽东把我军最为擅长的策反放在了攻台条件的首位，对此寄予厚望。
与毛泽东一样，粟裕也对台湾的策反工作十分重视，他曾说：
“对策反对象可放宽尺度，工作面可更广泛一些，即使是战犯也可包括在内。只要他接受我们的和平条件，甚至将来你当正的，我当副的都可以。”
然而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策反工作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成绩，这是为何？对此，粟裕做了如下评价：
“虽整个形势对开展策反颇为有利，但由于敌军猥集岛内，特务集中台湾，其对蒋军官兵除以立功选模等方法进行欺骗外，并进行严密的监视和逮捕镇压等毒辣手段，我对台敌策反工作已有进展，但由于蒋特管制甚严，不易活动与联系，更不易形成一支有力的力量，因此不能算入战役组织的计划之内。”
由此可见，毛泽东和粟裕所寄予厚望的策反工作，其实是失败的。这是为何？
首先，蒋介石吸取国民党军山头林立、杂牌和中央军并存的弊端。国民党的部队刚到台湾，便立即予以缴械以及打散重组，夺取杂牌军将领以及一些黄埔旧将的兵权。这样一来，国民党的山头问题便得到了解决。
在我军的策反工作中，往往从对蒋政权忠诚度较低的杂牌军入手。如今台湾没有了杂牌军，自然难以下手。
其次，蒋介石改组了特务机构，使此前极端无能的国民党特工组织变得十分高效。利用这些特务组织，蒋介石在台湾进行了戒严以及白色恐怖。据陈诚记述，1950年1月至7月，台湾共破获“共谍”案300余宗，捕杀1000余人。他得意洋洋地说：
“半年来潜台“共谍”组织，几已摧毁殆尽。”
除了蒋介石对国民党军改组以及实施白色恐怖之外，我军在军事上的挫折也加剧了策反工作的难度。
从1949年10月开始，我军在对大陆沿海岛屿进行攻击时连续遭遇挫折，我军相继在金门、登步岛以及南日岛惨遭落败。
攻取金门、登步这样的近岸小岛尚且如此艰难，要跨越宽大海峡进攻敌军重兵猥集的台湾，显然更加困难。归根结底，我军陆军确实厉害，但是海军和空军依然跛腿。依靠机帆船，是不可能解放台湾的。
有了这样的前提，台湾原本浮动的军心稳定了。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国民党军更加有恃无恐，甚至还有余力叫嚣，要派第52军去朝鲜参战。
在国共内战中，策反工作的成败很少取决于国民党将领本身的觉悟，而取决于我军对敌军绝对的军事优势。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例如在平津战役中，傅作义之所以心甘情愿地让北平无血开城，让20万国民党军接受改编，并非因为他对共产党有多认同，而是因为我军在新保安战役中全歼其起家的第35军，仅用31个小时便攻克了天津城，四野的重炮已经指向了北平。傅作义与其说是起义，不如说是接受了城下之盟。
针对策反工作来说，形势比道义更有说服力。
如果你只靠讲攻打北平会造成人民大量伤亡、会造成古迹的破坏，我敢说你即使说破嘴皮，傅作义的眉毛也不会动一下。但如果你说：“我们只用24小时就能攻克北平，到时候你就将成为战犯，接受人民的审判。”傅作义立即就投降了。
针对台湾的策反工作也是一样，单纯依靠地下党、亲共国民党军将领是绝对不行的，必须要对台湾有一种泰山压顶一般的压力。在重压面前，就算是铁做的房子也会崩坏，住在里面的人也不可能心如平湖，就一定会想办法脱身。如果在战场上，给不了台湾以压力，策反工作也不可能完成。即使部分台军将领想要起义，下面人也不会服从。
因此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利用策反手段以较和平的手段解放台湾，其时机实际并不成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经营和隐忍。说白了，就是韬光养晦。
到了2010年后，我国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军费逐年提高，台湾形势终于出现了质变的态势。
在空军方面，我们的空军与台湾空军不仅在数量上完爆对手，质量上也形成了代差。人民空军的五代机——歼20，足以歼灭台湾的陈旧的F-16v、幻影2000以及“经国号”。
至于海军，人民海军随着一轮轮地“下饺子”，已经拥有了3艘航母。并且还拥有包括055 、052D在内的重型驱逐舰；而台湾仅仅只有4艘美国淘汰下来的驱逐舰。无论是技术上还是数量上，台湾同样不能和大陆相提并论。
至于“炮多”，我军不仅有“远火”为中坚的超远程火箭炮，武器库中还存放着大量“二炮”，即中远程导弹，足以覆盖台湾全岛，足以压制敌人的火力。
要知道在1996年台海危机时，我们很多武器甚至连台军都压制不了，更何况赶来支援的美国第七舰队。但到了今天，形势已经完全逆转了。
我军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完全压倒了敌军。相对于美军，美军仅仅只是在远洋作战中有优势，但我军在近海却足以完爆美军，我军的“东风快递”可不是好玩的。美国航母编队进入第二岛链时，就要掂量掂量自己的脑袋是否还在肩膀上。
因此，我军已经有实力给台方、美方讲讲形势。
佩洛西窜台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进入中国台湾省环岛海域行使主权，展开全方位全要素诸军兵种联合实弹锁岛演训。
这是我军首次在台岛的领海、内海行使主权，我军首次将演习范围覆盖到台湾岛的外海。那么美国和西方的反应是什么呢？只能干瞪眼
18条国际航线每天300多架次航班，规规矩矩地改变了航线或取消了航班。也就是默认了我军对台湾外海的控制。
这也表示，美日通过外海给台湾提供增援，是行不通的。台湾不要以为能够像乌克兰那样，能够毫无阻碍地从西方获得武器。
其次，演训了我军对台的战役布式——通过全方位全要素诸军兵种联合实弹锁岛演训，我们营建了常态化的预设战场。它特点是“三随”。即随常侦察、随时可打、随处可攻。我军052D型导弹驱逐舰南昌舰，已经抵达距台湾花莲和平电厂烟囱只有6海里左右的距离了。
我军不仅能在台湾内海发动攻击，同样也能攻其腹背，很快实现登陆。
最后，演训也让美国露出了底裤：美军停飞了所有的F35战斗机；五角大楼推迟了弹道导弹试射；里根号航母舰队后退了数百公里。
而这也让台独分子们看到，美国主子的大腿抱不得
如此一来，台独分子们就将面临严重的“囚徒困境”。那么啥叫“囚徒困境”呢？是指两个被捕的囚徒之间的一种特殊博弈，说明即使合作对双方都有利时，保持合作也是困难的。
在我军的绝对军事优势之下，即使铁杆台独分子也要掂量掂量自己未来的下场。我们早就颁布了“反国家分裂法”，对于这些台独分子早就有法可依。一旦武统发生，他们便将成为战犯，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因此对于他们来说，最有利地莫过于向我军投诚。如此一来，策反的时机就到了。
历史经验表明：敌人走投无路之时，就是我军政治攻势大有作为之际。
只要迷途知返，人民是会宽恕甚至奖励他们的，毕竟傅作义、程潜等人都曾被主席列为战犯，但只要投奔人民，人民依然能让他们身居高位；周恩来甚至说，只要蒋介石如果主动与大陆统一：“官肯定比我大”。
由此可见，对于台独分子以及台军将领来说：抗拒统一，危害极大；拥抱统一，收益极高。民族罪人和民族英雄，只在一念之间。
事实上，在我军军事实力高度发展之时，台湾方面就已经风声鹤唳了。2012年台湾陆军少将罗贤哲因间谍罪获无期徒刑，是台军近50年来遭对岸策反的最高阶级共谍。
为此，台情报机构还专门推出所谓“自白条款”。与大陆合作的台军将领只要能主动“自首”，就可获得减刑。由此可见，台军高层的动摇实际由来已久。
到了最近，台湾更是“共谍案”频发，有一种回到“戒严”时代的“美感”。台媒曾炒作，大陆耗费1500万美元（约1.08亿人民币），“策反”台空军一名中校，一旦确定可以执行任务，可先付订金100万-200万美元订金。媒体还煞有介事的说，大陆曾要求该飞行员在今年6月，山东舰途径台海“中线”的过程中，驾驶CH-47运输直升机降落在山东舰上。
而这则谣言，不过是台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一个缩影。台海还没开战，台军就已经上下相疑，胡乱指责对方为“共谍”。如果台海真的开战，恐怕就是画面太美，不敢再看。如果策反工作足够成功，我军甚至可能以“零伤亡”的代价实现登陆作战，以皆大欢喜的形势迎来祖国统一的美好结局。从现在的形势看，大规模的“策反”和渗透已经成熟。
对于我军的策反工作，即使强如美军也只能干瞪眼。毕竟美军不敢大规模入驻台湾，台军官兵如果想弃暗投明，美军也阻止不了。
我们现在要做的，并不是火急火燎地发动“武统”，而不是不断加强自己的内力，给美日台造成更大的压力，压碎台军这只“铁乌龟”的龟壳。我们完全不用急，急的是台独分子以及反华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