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日本战俘在回忆录中，爆料两位烈士是叛徒，其中就有我党的高级特工，东北抗日英雄张永兴。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在“田中满蒙政策”的推动下，对我国东北三省进行了大规模侵略。他们以“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名义，在安奉、南满铁路沿线划分租界，设立商埠和领事馆，并驻扎日本关东军，侵吞中国领土。他们在铁路沿线的重要节点割租界，设警察署、商务会、学校、医院，甚至在交通要道设立派出所，同时还拥有领事裁判权，将行政与司法大权牢牢控制在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辽宁安东（今丹东）成为日本侵略的重要目标。日军在租界内放纵歹徒作恶，无论是贩毒还是抢劫杀人，作案后均能逃回租界，我方却无权追捕。这种横行无忌的行为激起了爱国人士对政府软弱无能的愤怒。张永兴，又名张新生，化名张惠民、王立川，1896年生于辽宁省宽甸县，家境贫寒。他的父母是从山东逃荒至东北的农民，父亲以打铜维生。尽管生活困窘，张永兴少年时期就胸怀大志，勤奋努力。1915年，他小学毕业后独自前往天津，并以优异成绩考入南开中学。在那里，他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积极参与社会活动。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经济的压榨愈发严重，工人生活日益艰难。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不断加剧，张永兴决定领导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罢工，以抗议资本家的压迫。他组织工人骨干，制定详细计划，于1931年4月3日成功发起安东缫丝工人大罢工，罢工人数达3万，其中缫丝工人超过2万。工人们通过三天的罢工取得胜利，这是一次有组织、有领导的工人斗争的重大胜利。1987年，日本战俘在回忆录中，爆料两位烈士是叛徒，其中就有我党的高级特工，东北抗日英雄张永兴。情报站的成功运作，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日军损失惨重，又屡屡中伏，意识到自己的情报很可能被泄露了。经过一番排查，他们锁定了张永兴等人的藏身之处。一场恶战在所难免。张永兴和战友们浴血奋战，然而，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孤立无援的他们终究寡不敌众。就在行刑前的关键时刻，张永兴敏锐地察觉到刑场外有一些不寻常的迹象。他判断那很可能是党组织派来营救他们的战友。如果贸然行动，恐怕会打草惊蛇，葬送众人性命。千钧一发之际，张永兴做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决定。他假意答应投降日军，并要求日军让他亲自处决战友，以此来表示他的＂诚意＂。日军没料到他会来这么一出，但他们对张永兴的彪悍作风早有耳闻。一把上了膛的手枪被塞到张永兴手中，日军满脸狞笑，要看他如何对付自己的同志。张永兴接过日军递来的手枪，缓缓举起。就在电光石火的一瞬间，枪口微微一偏，子弹擦着他亲弟弟的耳朵飞了过去。接下来发生的一幕，令所有人大吃一惊。张永兴端起枪，一枪接一枪，将战友们打倒在血泊之中。日军大惑不解，还未来得及追问，张永兴已经将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一声巨响过后，英雄的鲜血洒落在他战斗过的土地上。土屋芳雄，一个曾经活跃在侵华战场上的日本宪兵，晚年以一本名为《一个宪兵的记录》的回忆录掀起了一场波澜。书中，他大胆地抹黑中国烈士张永兴和张克兴兄弟，声称他们在他的审讯下迅速投降，成为叛徒。这一充满恶意的言论，不仅对革命烈士的声誉构成了严重的玷污，也激起了张家后人和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土屋芳雄是何许人也？作为一名侵华日军宪兵，他曾直接参与抓捕张永兴，并主导了对他的酷刑审讯。他手上沾满了中国军民的鲜血，直接或间接参与杀害了数百名抗日志士。战后，他因官职较低而逃脱审判，得以返回日本，过上了平静的生活。然而，晚年的他试图通过扭曲事实来掩盖自己的罪行。这一行为无异于对历史的再次侵害。几经查证，有关部门在档案馆中找到了日军未能带走的审讯记录。这些珍贵的文献详细记载了张永兴被捕、受审的全过程。这个证据直接击碎了土屋芳雄书中对烈士的诋毁。与此同时，刘进中老人作为张永兴的单线联系人，主动现身作证。他指出，如果张永兴叛变，他自己作为直接接触者早已被牵连，“我还能毫发无损地站在这里吗？”种种铁证面前，土屋芳雄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不仅在日本发表声明，更亲赴中国，为自己恶意抹黑烈士的行为向张永兴的后人和烈士墓地下跪道歉。每一个为国捐躯的烈士都应被铭记，他们用血肉之躯换来了今天的和平与尊严。然而，随着历史的淡去，一些不法分子公然挑衅民族尊严。在抗美援朝电影《长津湖》热映期间，网络上竟出现了对志愿军“冰雕连”的嘲笑和辱骂，更有小轿车上张贴“日本军旗”“731部队”等挑衅性标语。对此，公安机关迅速采取行动，对相关责任人进行拘留，并依法处理了售卖侮辱性贴纸的商家。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无论是辱骂烈士，还是张贴挑衅性标语，这些行为不仅伤害了民族感情，也触碰了法律底线。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浴血奋战换来的。尊重历史，尊重先烈，是我们每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