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有次张宗昌想枪毙一个逃兵，结果写手令时“毙”字不会写，就想改成打200军棍，但棍字也不好写，张宗昌突然笑出了声:“看来是那小子命不该绝，饶他一死吧，”逃兵也没想到，因为张宗昌是文盲，自己捡了一条命。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25年的山东局势动荡不安，各路军阀你争我夺，民不聊生，张宗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上了山东督办的位置。   这个被人称作“狗肉将军”的人物，自幼家境贫寒，少年时只在私塾读过几年书，识字不多，后来闯荡江湖，为求生计当过苦力、跑过码头，也混过帮会。   武昌起义后，他看准了军旅是条出路，投身革命，凭着一身胆气和硬拼硬杀，一路爬上高位，最终成为地方一方军阀，他的军队纪律严厉，对逃兵尤为痛恨，处理从不宽容。   那一年，张宗昌的部队里有人逃兵，这在当时属于极重的军纪问题，战事频繁，军心浮动，若对逃兵处置不严，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动摇军心，军法司迅速将逃兵抓了回来，按常理应当立刻处死。   此类军务通常由属下处理，但那天张宗昌决定亲自下令，或许是为了立威，也可能是情绪使然。   他走进营中办公处，命人准备纸笔，想亲自写下枪决手令，纸铺开了，墨也磨好了，他提笔蘸墨，落笔却迟迟未动，站了好一会儿，他只写出几个字，到了“毙”字这一步却停住了。   他皱眉沉思，用笔在纸上比划几下，却始终写不出正确的笔画，他反复在纸上写着相似的字形，一会儿像“斃”，一会儿又不知添了几笔，怎么看都不像。   他看着眼前的字，越看越不对劲，不耐烦地将写错的纸揉成一团，扔到一边，张宗昌不是不知道这样拖下去不妥，他思索着换个惩罚方式，不杀，但要重罚。   他心想，不如打两百军棍，也能起到震慑作用，军棍在当时是一种严酷的肉刑，通常几十棍下去已皮开肉绽，两百棍可能命都保不住，他重新拿起笔，写上“200军”三字，到“棍”字时，再次顿住。   他起初写了一个“木”字作偏旁，随后笔尖悬在纸上半天，右边的结构迟迟想不起来，他尝试着胡写几笔，写出来的字根本不能认，他顿时泄气，笔一扔，也不想再写。   他站在原地，望着桌上墨迹未干的白纸，忽然轻轻一笑，这个笑，里头掺杂着无奈，也有些嘲弄自己，看似简单的一纸命令，他却因为两个字难倒，不得不作罢。   这样一个本已注定的结局，竟然因写字这事被打乱，最终，张宗昌没有再写，也没有再下口头命令，他只是摆摆手，让人把那名逃兵带走，不再追究死罪。   此事传出后，在军中迅速流传，士兵们私下议论，说督办不识字救了那人一命，也有人暗笑，今后谁若惹了麻烦，不妨多写些难字，这件事并未登载正式记载，却在众人口中逐渐演化成一则广为流传的轶事。   真实程度无法逐字考证，但它确实折射出当时军中制度的随意性，以及掌权者个人素质对士兵命运的巨大影响。   张宗昌在军阀中以粗豪著称，不以文才见长，他曾自夸书法，写下过不少诗句，内容多粗鄙，文理不通，但因其地位，无人敢言其拙，有次他批阅文书，不解其中词义，竟怀疑是有人诬蔑自己。   他对“文化人”始终抱有戒心，宁愿相信手下士兵，也不愿完全依赖幕僚之言，他曾亲言，读书人最会骗人，倒是粗人说话直白，让人放心。   张宗昌治军严酷，手段残忍，军中无数士兵因小错丧命，而那一次，仅仅因为他不会写字，一名原本必死的逃兵竟然活了下来。   在那样一个权力无制、生死只在一人念头之间的年代，这种事情既荒唐，又真实，在制度尚未完善的军阀时代，法度不如人情，文字也能决定命运。   多年之后，人们再谈起张宗昌，总会提起这段旧事，它不像一场战争那般沉重，也不似某个政策那样抽象，却以极其具象的方式，揭示出那个时代的荒诞逻辑。   一名军阀的文化缺失，并没有影响他手握重兵，却在无意间改变了一条人命的归宿。   那个逃兵的下场，无从查证，有人说他退伍回乡，有人说他后来又参军，也有人说他本无过错，是被冤枉带走，但无论真相如何，他因“写不出来”而幸免于难，这一事实却是众人耳闻目睹。   故事被反复讲述，被写入段子，被说书人演绎，在笑声中也留下了一丝苦涩，生死在纸上，笔下留命，不是奇迹，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写照。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源：张宗昌——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