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岁男孩获刑13年震慑未成年人犯罪
13年刑期之外：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治理需破“核准追诉依赖症”
当山东淄博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未满14岁的小陌13年有期徒刑时，这起跨越近三年的未成年人随机杀人案，终于以法律惩戒的形式画上阶段性句号。然而，被害人许某胸腔那道19厘米深、足以窥见脏器的伤口，以及其妻子徐女士至今未解的“杀人动机”困惑，仍在叩问社会：除了最高检核准追诉这一司法“安全阀”，我们还能为未成年人犯罪治理筑起多少道防线？
从法律演进维度看，小陌案的判决是《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典型实践。2021年施行的该修正案，将刑事责任年龄有条件地下调至12周岁，明确“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者，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且情节恶劣，经最高检核准追诉的，应负刑事责任”。这一立法调整，正是对公众“年龄不应成为犯罪‘免罪金牌’”诉求的回应。数据显示，2024年最高检已依法核准追诉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34人，此类案件的判决不仅告慰了受害者家属，更以司法判例的形式向社会传递“恶行必担责”的信号——即便未满14周岁，若主观恶性深、作案手段残忍，仍需付出自由代价。
但核准追诉终究是“事后惩戒”，无法挽回已然逝去的生命。小陌案中暴露出的问题，远比13年刑期更值得深思。凶手自称受游戏动漫暴力内容影响，案发前辍学且存在心理障碍，这些要素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并非个例。最高人民法院数据显示，未成年人实施抢劫、盗窃、暴力伤害犯罪时，超半数曾长期沉迷网络，受不良信息诱导产生犯罪动机；家庭监护缺失、社会管理漏洞，进一步将部分未成年人推向犯罪边缘。正如本案中，小陌深夜携带匕首、铁锤在居民楼随机寻找目标，若社区安保预警更灵敏、未成年人心理干预更及时，这场悲剧或许可避免。
更需警惕的是“核准追诉依赖症”——将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的希望过度寄托于司法惩戒，而忽视源头治理的系统性。法律的刚性惩戒能起到震慑作用，但未成年人的身心特殊性决定了“教育挽救”与“依法惩处”同等重要。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提出的“分级干预”机制值得推广：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者，通过专门矫治教育纠正不良行为；对存在心理问题的未成年人，建立常态化心理疏导通道；对网络平台，则需强化暴力、血腥内容的审核力度，从传播端切断不良信息对未成年人的侵蚀。
从河北邯郸初中生被害埋尸案，到此次淄博14岁男孩杀人案，每一起未成年人恶性犯罪都在提醒我们：治理未成年人犯罪，不能只停留在“核准追诉—判刑”的单一链条上。家庭需履行监护责任，避免“养而不教”；学校要加强法治教育与心理辅导，及时干预不良行为；社会要构建“预防—干预—矫治”的全流程体系，让每一个未成年人都能在健康环境中成长。唯有打破“事后追责”的被动局面，将治理关口前移，才能真正减少此类悲剧的发生。
小陌案的判决落幕了，但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仍在路上。13年刑期是对逝者的交代，更是对社会的警示：遏制未成年人犯罪，既需要法律保持“严惩恶行”的刚性，更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形成“六大保护”合力。只有当每一道防线都筑牢，才能让更多未成年人远离犯罪，让“陌生人随机杀人”的恐惧不再笼罩在普通民众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