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31岁的张作霖强势娶了18岁的许澍旸。大婚当夜,张作霖搂着许澍旸纤细的腰肢,高兴的说:“你把老子伺候舒服了,要啥我都给!”然而,许澍旸提出的要求却让他陷入两难境地。 一九七六年的北京协和医院,一位八十八岁的老人在弥留之际,并没有交代家产细软,也没有挂念子孙前程,耳边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仿佛是她一生最宏大的注脚,这位最终得以安葬在八宝山公墓的传奇女性,七十多年前走进那座烜赫一时的大帅府时。 身上没有任何贵重的嫁妆,只带着一个关于“读书”的执念,同那个全东北最有权势的军阀做了一笔匪夷所思的交易,这桩姻缘的开端,怎么看都充满了强取豪夺的意味,那时候的张作霖,早已不是当年做木匠、兽医或是被人污蔑打得半死的落魄浪子。 他是手握重兵、想杀谁便杀谁的“东北王”而十八岁的许澍旸,不过是个随着丧夫的母亲流落辽西、靠着河边浆洗衣服维持生计的苦命姑娘,就在那鱼肚白初现的清晨,正在河滩劳作的许澍旸不幸被路过的张作霖一眼相中。 一顶红轿,不管许母如何反对,强硬地将这“猎物”抬进了帅府高墙,那一夜洞房花烛,满身酒气的张作霖大概怎么也没想到,解开裤腰带的动作会被新娘那张冷若冰霜的脸生生逼停,按照常理,这位从草莽中杀出来的军阀最懂得如何用权势压人。 他大手一挥许诺道:“只要伺候好老子,你要啥我都能给”在大帅眼里,这不过是珠宝、钞票或者是给她娘家那几间瓦房的赏赐,可眼前那个本来死气沉沉的乡下丫头,听到这话竟猛地站了起来,眼中透出的光亮比屋里的红烛还烈,她没有求金银。 而是抛出了一句让张作霖瞠目结舌的条件,她要读书,这对于打小厌学、没少挨私塾先生板子、最终靠着所谓“七八分冒险”在江湖搏命的张作霖来说,简直是闻所未闻,放着唾手可得的富贵不要,偏要去啃那些孔孟之道、去看那些费脑子的黑字。 或许是这份特立独行激起了张大帅的好奇心,或许是他一贯“说话算话”的江湖习气作祟,这笔“只要你嫁我,我就供你上学”的荒唐买卖,竟然真的在喜床上成了交,这大帅府里的日子,便从此多了一道格格不入的风景。 别的姨太太入门,哪个不是争着裁制精美的苏绣旗袍,头上恨不得插满金翠,出门不是坐着大马车就是后来时髦的小汽车,唯独四姨太许澍旸,一身蓝格子的粗布衣裳,头上就那样素净地挽着一根银簪,若是混在人堆里,哪怕说是大帅府的管家都不为过。 更离奇的是,这位四太太真的一股脑扎进了奉天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不管不顾地要去兑现那个读书梦,可那毕竟是一个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时代,没过一周,大帅府姨太太抛头露面去学堂的消息就传得满城风雨,这让极其好面子的张作霖觉得脸上挂不住。 他虽不能食言,但也实在不想让自家内眷成了外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便勒令不许再去学校,许澍旸哪里肯依,她嫁进来就是图这个,当下就同张作霖闹了个底朝天,为了安抚这位倔强的四姨太,张大帅只得折中,花重金把教书先生请到了内宅后院。 从此,军营归来的张作霖,经常能在自家走廊上听到那原本应该出现在学堂里的琅琅读书声,许澍旸对知识的渴求,已经到了一种近乎痴狂的地步,她虽是穷人家出身,以前只在路边听人说过几段《三国》却仿佛是要把这辈子缺的一股脑补回来。 1911年的冬天,眼看就要临盆,旁人都劝她雨天路滑要在房里养胎,她却依然雷打不动地抱着书本在走廊背诵,甚至到了产房里疼得死去活来之时,手里攥着的竟不是锦帕,而是一本被汗水浸透的国文课本。 大儿子刚落地,她甚至顾不上去看那婴儿一眼,张口问的第一句话,竟是早先预订的注音版《三字经》送到了没有,这种严苛到极致的“书生气”,也完完整整地刻在了她对四个子女的教育里。 在那个张家子女即便出门都有卫兵随从、豪车接送的年代,许澍旸这一房的孩子却成了异类,她硬是带着孩子们穿街过巷,步行去学堂念书,别的孩子盼着过年拿压岁钱买糖买炮仗,她的孩子只能拿这些钱去买《新青年》这样的进步刊物。 考得好了有奖励,考得差了就要被罚抄书,没有任何豪门贵公子的特权可言。但也正是这份清醒与严厉,让她的子女日后个个成才,1928年皇姑屯的一声巨响,炸碎了张作霖的迷梦,也终结了许澍旸在帅府的庇护。 面对丈夫面目全非的遗体,一向坚强严厉的许澍旸痛哭流涕,她在遗物中翻找,试图抓住那个虽然没文化、却真的兑现了诺言供她读了一辈子书的男人的最后气息,张作霖走后,她没有像寻常遗孀那样争夺家产或是沉沦,而是带着孩子远走天津。 后来辗转出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毅然回国,从那一袭浆洗发白的旧衣裳,到八宝山的安息之地,许澍旸用一生证明了当年的那个要求并非儿戏,她没有成为大帅府里那一抹随时可以被替换的“胭脂红”,而是将自己活成了一本厚重的书。 信息来源:河北法制网——帅府故事何其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