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英烈茅丽瑛：抗战女杰被人暗杀于孤岛上海 提起茅丽瑛，很多人未必熟悉她的名字。她没有像秋瑾那样早早被写进课本，也不像江姐那样在文艺作品里频频出现。但在1930年代的上海，这个出身贫寒的年轻女子，却在最危险的时刻站出来，挑起了抗日救亡的重担，直到倒在敌人的枪口下。说实话，每次看到她的经历，我都会觉得心头一紧——那种选择，不是轰轰烈烈的浪漫，而是实实在在的勇敢。 她1910年出生在杭州一个贫困家庭，父亲早逝，母亲带着孩子们漂泊到上海谋生。这样的出身，注定了她的人生不会有多少顺遂。靠亲戚的接济，她得以上学，在启秀女中半工半读。她拼命学，成绩很好，还练就了一口流利的英语。后来考上了东吴大学法律系，但学费太贵，只读了一个学期就被迫辍学。到这一步，很多人可能就认了命，安安稳稳谋份差事过活。可茅丽瑛不一样，她骨子里有一股不服输的劲。 1931年，她进了上海海关，当了英文打字员。正是这个时候，她接触到进步思潮。要知道，九一八事变才过去没多久，全国都在震动。茅丽瑛本就敏感，她看到的是山河破碎、民族危机。对很多年轻人来说，那几年是激情被点燃的时代。她投身到职业妇女会，后来又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海关乐文社，从此开始走上一条更险、更艰难的路。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上海成了战场。她没有退缩，参加了海关战时服务团，慰问伤兵，救助难民。炮火横飞，她依然冲在前面。这并不是所谓“女中豪杰”的标签能概括的事。那是活生生的选择：要么自保，要么冒险。她选择了后者。 上海沦陷后，她甚至说服体弱多病的母亲，毅然南下，加入救亡长征团，跑到广东、香港去宣传抗日。后来她又回到上海，在母校启秀女中教书。那一年，她才28岁，却已经是职业妇女俱乐部的主席，还加入了共产党。她组织读书会，带动职业女性学习技能，动员她们参与抗日救亡。那时候的上海是“孤岛”，表面上繁华，实际上暗潮汹涌。办一场义演、一次义卖，背后都有可能招来特务的盯梢。她明知危险，却把事情一件件推了下去。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1939年冬天。她发起义演义卖，为新四军筹款，还为难民筹集寒衣。敌人恨得牙痒痒，派人来捣乱，把义卖品踩得稀烂。茅丽瑛却咬紧牙关，硬是坚持到底。她说过一句话：“为义卖而生，为义卖而死。”这句话听起来很绝，但放在当时环境下，却显得无比真实。她知道自己可能付出代价，但她还是要做。 果然，敌人盯上了她。1939年12月12日晚上，她从职妇会开完会回家路上，被特务连开数枪，身中三弹。她撑了几天，15日去世，年仅29岁。临终前，她还嘱咐身边的同志：“不要为我悲伤！我早已准备好牺牲，你们要继续努力，加倍努力！”这样的遗言，不是戏剧台词，而是一个年轻女子在生命尽头的坚定。 12月17日，上海各界在万国殡仪馆为她举行公祭。八路军、新四军驻沪办事处都派代表，何香凝也专门派人从香港来吊唁。那场公祭，既是悼念，也是抗议。很多人都记住了她，称她是“第二个史良”。但她和史良不一样，她没有等到解放的那一天。 如果换个角度想，她的生命轨迹其实很短暂。一个贫家女儿，好不容易读书，有了工作，甚至当上了教师，本可以平凡地度过一生。可她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她在最黑暗的孤岛上海，用自己的方式点起了光。 我在想，茅丽瑛和我们今天想象的“烈士”形象并不完全一样。她不是那种冲锋陷阵的战士，她的战场在课堂，在义演，在募捐的场合，在一次次组织妇女读书、学习、行动的过程中。她用实际行动把“抗日救亡”变得具体、可见。也正因为如此，她的牺牲更让人心痛。一个原本可以教书育人、过安稳生活的女性，被特务盯上、枪杀，血流在上海的街头。敌人想要制造恐惧，却没能抹去她的名字。 讲到这里，我常会想起一句话：历史不只是男人写的，也不只是枪林弹雨里的英雄写的。像茅丽瑛这样的女性，用另一种方式撑起了抗战的天空。她们的名字可能散落在档案、报纸、追悼词里，很少进入大众的记忆。但正是这些被遗忘的身影，组成了那个时代真正的底色。 如果今天我们再去看她的人生，会发现她其实代表了一类人：知识女性、普通市民、在夹缝中寻找抗争可能的人。他们不是站在聚光灯下，却在默默推动历史前行。她的死，提醒我们孤岛上海并不只是“纸醉金迷”的表象，而是有人在黑暗里点灯，有人用生命去坚持。 有人说，历史需要被不断讲述，否则名字会淡去。我想，重新说起茅丽瑛，就是一种纪念。她没有留下太多文字，却留下了一个鲜明的背影。一个弱女子，29岁的年纪，明知危险，依然选择了抗争。这样的故事，说出来，才觉得抗战不仅仅是军队的血战，也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
